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3)

　　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式历史研究法的批评，无疑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外来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中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出现，是科学史界接受反辉格观点的内在基础。正如怀耳德在第一条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科瓦雷有关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据过去时代本身具有的术语去解释过去的典范。这种研究传统尤其在美国科学史界影响巨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辉格式的。后来，象医学史家佩格耳（Q.Pagel）１９６７年在他研究哈维的生物学思想的著作中，则更清楚地指出：

　　……对于历史学家，就是要颠倒进行科学选择的方法，并要在原来的与境（context）中重新叙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这样，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这两套思想的表现，将不是通过简单的并列或彼此无关的表述，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它们相互支持，相互确证。

此外，６０年代初以后，象科学史家耶茨（D.F.Yates）对科学革命和炼金术关系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对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表现。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１９６８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表明了西方科学史界对这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普遍接受：

　　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

　　在西方，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巩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在称呼他们认为过了时的科学史著作时，喜欢用的最粗鲁的词汇之一，就是说那些著作是“辉格式的”。

　　三、问题与争论

　　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出版了近２０年后，巴特菲尔德本人也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１９５０年，他在一篇题为“科学史家与科学史”的文章中，仍坚持反辉格式倾向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相信已经证明，有时更有用的是要学习早期科学家们未起作用的某些东西以及错误的假说，是要去考察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智力方面难以克服的特殊障碍，甚至是要去追溯已走入了死胡同但对科学总体进步有其影响的科学发展的过程。正如在所有其它历史形式中一样，在科学史中错误的作法，就是总把当代放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参照的基础，或是设想在世界史中１７世纪科学家的地位将取决于他看上去与氧气的发现有多么接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４９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科学史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这部著作虽然主要是根据二手文献写成的，可是由于它成功地把科学史结合到一般的历史中去，从而得到广泛的称赞，成了一本经典的科学史名著。但正如许多人都注意到的，这本书在写法上却正是他所强烈批评的那种辉格式的写法。因为他致力于要发现科学的起源，他并未试图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构成中（即社会的、智力的乃至政治的构成中）去理解这个时代的科学。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预先便知道这种起源在何处（即在１７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所以他描述的只是能够表明在１７世纪的科学中带来了近代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成分。例如，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帕拉塞尔苏斯、海尔梅斯主义和牛顿的炼金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撰写一部显然是出色的辉格式的历史！同样地，在１９４４年出版的《英国人及其历史》一书中，他也同样采取了辉格式的撰写方法。 体现在巴特菲尔德身上的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表明，即使是他本人在其历史研究实践中，也难以完全贯彻他自己的理论主张。因而，７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对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问题再次进行反思，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在１９７５年便提出：“或许，在编史学中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辉格式原则的禁忌，已远远超越了反对那种赞扬式的当代主义的目标……对于历史，或许已经到了要求反对反辉格式倾向的时候了。” 比这更早一点，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S. G. Brush）也曾指出，由于科学史家支反辉格式传统的接受，他们热心于把科学理论同前些个世纪的哲学与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因而开始降低了在这些理论中技术性内容的重要性，但正是这些技术性内容才使这些理论在现代科学中有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历史学家和科学教师的目标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然而，对反辉格式研究方法更为系统的反思和对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主要还是出现在１９７９年巴特菲尔德去世之后，它们一方面来自一般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来自科学史家。

　　历史学家的反思与批评有的涉及《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本书本身，如指出它严重地空洞，缺少有力的历史例证等。有的则涉及历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威耳逊（A.Wilson）和艾什普兰特（T.G.Ashplant）认为，巴特菲尔德正确地辨认出了在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与原来时代不符的模式，但他未能恰当地指出这种错误的实质和令人满意的补救办法。他们认为，此错误的真正根源是以当代为中心（present-centredness），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更不用说理解）根本地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历史学家对来自当代的“感性定向 ”的利用，迫使他们曲解过去。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任何编史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这种以当代为中心不仅仅是个别历史著作的问题，它也是历史这一学科自身的结构，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固有的，因此，历史的推论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

　　由于巴特菲尔德提出的问题与科学史研究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对其观点和影响的反思中，科学史家们尤为活跃。１９７９年，美国生物学史家赫尔（D. L. Hull）率先打出了“捍卫当代主义”的旗号。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当代主义（presentism）是人们所不希望和应该取消的，但是，他却要捍卫在科学史中另外一些类型的当代主义：阅读出当代的含义、当代的推理原则，以及将经验的知识用于过去更早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下，当代的语言、逻辑和科学不仅对于探索过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将探索的结果与历史学家们同时代的人进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赫尔指出，对于历史学家，不论是在对过去的重构中，还是在向其读者就这种重构进行解释时，当代的知识绝对都是至关重的。由于历史学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必须要在对过去重构利用一切可用的证据和工具，即使这些证据和工具对于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无法了解的。此外，他还必须与当代的读者交流这些重构。历史学家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了解总是要比对他所研究的时代的了解要多，而他的读者就更是如此了。这里，赫尔显然是从目前西方史学界较为流行的将历史视为人类的建构，因而否认绝对历史真理的观点来捍卫当代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