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5)

　　在西方，目前撰写科学史著作的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职业科学史家，另一类是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如上所述，虽然近年来人们对辉格式倾向的问题有了重新认识，但伴随着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职业化，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仍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而对科学史有兴趣的科学家，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再加上所受的科学文化教育这一背景的影响，则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

　　至于我国科学史界的情况，为了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分类更为恰当。即区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和研究西方近现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当然这种分类并不很全面，如未提及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而这是一个近年来蓬勃兴起的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至于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国内目前则仍近乎于空白。前一类科学史家的工作在我国颇有传统，工作大多相当扎实（特别是在发掘史料和考证方面）但在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或是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他们大多以西方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而较少以所研究的时期中国特定的环境与价值标准作为研究重点。更不要说那些将宣传“爱国主义”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力图在一切研究中论证“中国第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致力于发现中国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近代或当代才取得的某项科学成就，而实际上，这两者的含义与内容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在研究中选择西方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这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他们具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至于后一类科学史家，一般来说，他们的情况与西方涉足于科学史的科学家们较为相似。以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科学通史”著作和教材为例，其内容与西方目流行的科学史著作有较大差别（例如几乎总是把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极端尖锐化等）。这也表明，后一类科学史家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当辉格式的。当然，应该说明，这里关于科学史研究在我国情况，只是一种总体性的分析尝试，而少数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工作的确有着明显的反辉倾向乃至更现代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科学史界似乎首先应补上反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其实，类似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在我国也早就有人提出过。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只是可惜这种观点没有被进一步系统化，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