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4)

　　１９８３年，英国科学史家霍尔对于科学史界反辉格的倾向也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霍尔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没有给出任何正面的观点。它虽然告诉我们历史不应是什么样的，但却没有讲历史可以是什么样的。巴特菲尔德的看法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通过一番一般的推理，而是通过对更加细节性的内容加以阐述。霍尔则认为。，他不相信历史学家通过“可变焦的显微镜”所看到的“具体事实”会自动非理论化地变成“解释”。他认为在此问题上巴特菲尔德由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归纳主义”而落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巴特菲尔德把辉格式的历史等同于对今日与成功的认可，相应地，辉格式的科学史就成了对科学成功的记录，它采用当代的科学知识作为标准。霍尔旗帜鲜明的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有某些东西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在科学的发展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维森纳到奥卡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他们并不仅仅是努力要与他们所批评的前辈有所不同，而是要比这些前辈更加正确。正确与错误在当代科学的发展脉络中是非常本质和重要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发明的，而是存在于文献中的。霍尔与赫尔类似地指出，科学史家无法避免已具有的优越的知识。一般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正确与错误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许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可是科学史家却总是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总之，霍尔认为，由于科学毕竟是进步的，所以以辉格史观为根据的科学史研究是很难怀疑的，辉格式的进步观点不可避免地要确立在科学史中。当然，霍尔也并不赞成极端的辉格式倾向，他认为，赞扬或夸大科学成就，或为了当前占优势地位的科学成就而进行宣传鼓动，这些肯定不是科学史家所要做的事。

　　另外还有一些科学史家指出，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极端的反辉格式倾向，科学史带有了一种排它性。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脉络前后细节的关心是正确的，但当这种关心扩展到一种偏执的程度进而排斥了最核心的内容时，就使广大对科学发展自身有兴趣的读者疏远了科学史。广大科学家和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在历史方面的这种集体性记忆缺失是可怕的，因为科学没有了其历史，就好象人没有了记忆。哈里森（E.Harrison）还谈到，在另一个极端，反辉格式的倾向利用了无知的长处，把当今那些对过去无用的东西抛开（正象库恩要求科学史家要忘记他们所知道的科学那样）。而在利用无知的长处时，反辉格倾向就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即科学史家具有了一种目光短浅的优越感，无视今日科学的成就。

　　８０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史家柯恩（I.B.Cohen）在其研究牛顿的著作中，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讨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指出：“我当然不提倡辉格式的科学史……毫无疑问，坏的、无用的或没有成果的思想同好的、有用的或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许多变革得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同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牛顿的关于炼金术的见解或他的神学信念并不值得我们象注意他的《原理》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研究。例如，倘若牛顿没有撰写《原理》，学者们会象现在这样对牛顿的炼金术的‘创造精神’感兴趣吗？”

　　纵观科学史家对此问题的反思，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极端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也不赞成极端辉格式的倾向，而是赞同两者的有机结合。克拉（H. Kragh）在其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中的观点似乎是结论性的。（克拉在其书中使用的术语是“与过去时代不符的 ”（anachronical）科学史”和“按过去时代进行研究的”（diachronical）科学史。这两者含义大致相当于辉格式的和反辉格式的科学史（克拉本人也这样认为）他认为，科学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同过去这两者间的关系，而是历史学家、过去和当代公众三者间的关系。反辉格式的历史将不能起到与公众交流的作用，它将倾向于仅仅走向细节，被动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描述，而忽略了分析和解释。因此，彻底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不能满足人们对历史通常的要求，它也许能真正代表过去，但它也将是古董式的，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大多数人都难以接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南和对辉格式历史的解毒剂，反辉格式的编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历史学家无法将他们从自己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无法完全避免当代的标准。在对一特殊时期进行研究的初期，人们无法按那个时代自身的标准作评价和选择，因为这些标准构成了还未被研究的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只能逐渐得以揭示。为了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任何观点，人们就不得不戴上眼镜，不可避免地，这副眼镜必然是当代的眼镜。克拉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通常两种思考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彼此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

　　四、小结

　　限于篇幅，本章对有关辉格式科学史问题各方观点的述评是很粗线条的，未能就一些更细节性的问题（如“为什么没有……？”这种历史问题在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中的位置等等）进一步展开讨论，也没有利用各家著作中广征博引的大量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具体事例。但是，即使从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回顾中，我们仍可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巴特菲尔德的确提出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科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此问题提出的意义和重要性却是一致肯定的。

　　其次，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科学史中，既不能采取极端辉格式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去采用极端反辉格式有研究方法。我们应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或者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来对科学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

　　再次，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对反辉格式观点的全面接受，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因为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辉格式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中无法避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辉格式的研究方法。这正如萨顿等人的科学史观现在在西方虽已不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对科学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却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恰恰缺少这一阶段）。就科学史研究未来在我国的发展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