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儒学的自觉自识--兼评对儒学的误会与非议(3)

因此，不能脱离整个《孟子》文本去讨论以上设问，即使讨论以上设问，必须领悟、通晓孟子的机巧，孟子的深刻及孟学的整个预设，尤其是其仁义内在、性由心显的思想内核和天道性命的观念。孟子深知人之为恶更甚于禽兽，面对杀人盈城盈野的现实，着力启导天赋予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点良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等，通过养育，慢慢地扩充出来，实现出来。

理解了前两条材料，第三条材料就比较好理解了。孟子与弟子万章的问答，与前面所述与桃应的问答一样，有智慧，有技巧，很深刻，特别耐人寻味。万章代表了普通人的看法，认为对于象这种最不仁之人，仅仅流放是不够的，舜应如同对待共工等四大罪犯一样，发配、驱逐、惩处。孟子故意吊万章的味口，告诉他，舜不只是没有流放象，相反却把有庳国土封给他，使他又富又贵。万章很不理解，愤愤不平地说：难道仁人是这样的吗？对别人加以惩处，对弟弟却封以国土。这不是坑了有庳的百姓吗？用刘清平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任人唯亲，大搞腐败吗！？彼时不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现代社会干部选拔的制度与办法。封邦建国制虽是西周以降宗法封建制度的三原则之一，但在西周以前已有端倪。

孟子是有经（原则性）有权（灵活性、变通性）的儒学大师，他曾说过："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在这一古史传说的解释学中，孟子继承前贤的解释传统，又加以创新。其高明之处在于：

第一，从德性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层面，借解读舜这样的圣人的故事，告诫世人，即使对那样不堪的弟弟，即使对弟弟有忿怒、怨恨，也不必藏在心中，而要爱他亲他，使他富贵。对弟弟如此，对世人亦然，这即推恩的原则，以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养育妻与子。这是儒学，特别是孟子的基本信念，他要把这一理念推广到社会民间，以淳化风俗。反过来说，如果舜驱逐了象，那会树一个什么榜样，造成什么样的（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层面的）效应呢？

第二，从当时政治稳定的层面来看，孟子的考虑亦不脱离时代，也不违刑法。舜弟曾经有杀舜的故意，也曾有追杀的行为，但终未杀伤杀死舜，只能是杀人未遂。做了天子的舜不能凭这而诛杀象。孟子虽是战国中期人，他在解读远古禅让时代的故事时，把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社会历史经验加以投射与附会。在孟子的时代，做了天子、国君的人却不肯加封兄弟，人们会怎么看待呢？即使天子、国君、主上、执政者甚至宗族主、家长的兄弟是问题人物，从当时财产与权力的继承、分配与再分配的方式来看，不加封嫡庶兄弟及其子嗣，天子、国君、主上、执政者甚至宗族主、家长本身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人们甚至有权怀疑其合法性。以血缘的远近亲疏来解决财产与权力的继承、分配与再分配，在彼时是最有效率、最经济、最稳定、最有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制度，礼乐制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并与之吻合的，兹不赘言。

第三，从社会、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孟子很聪明，留有余地。他解释说，舜派了官吏帮助象治理国家，缴纳贡税，同时加以节制，使象不可能为所欲为，残暴、鱼肉百姓。这些资料被刘文删掉了，如果引全了这一资料，即可知孟子并非如刘文所说，违背其仁政的主张，牺牲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想。

第四，孟子上述论说有"经说"有"权说"，层面也不同，并不否定尊贤的准则。任人唯贤是儒家的主张或理想，但决不是刘文所说的"普遍性行为准则"。任何时代，即便是今天，即使有一些制度、机制做保证，都不可能使任人唯贤成为普遍性行为准则，操作起来很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尚且如此，为什么要苛求历史上的孔孟儒家呢？今天，徇情枉法、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所以公行，有今天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思想、制度、道德状况、文化氛围、个人修养、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多重原因，不能由历史上的孔孟儒学来承担责任，更不能把帐算到亲情伦常上，那是推卸今人的责任。

孔子讲"每事问"，"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有"深造自得"，"以意逆志"的方法。看来关键是先体验。刘先生善读书，善提问，非常好，以上辩论确实发人深思。记得我曾读过刘先生的一种书，在解读孔子激赏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志，并叹曰"吾与点也"[10]的存在感受、超越体验时，刘先生却说曾点"比唐老鸭还先行一步地下去洗个澡晒晒太阳光享受一番空气浴，然后就唱着歌儿跳着摇摆舞打道回府。仿佛比庄子的逍遥游更类似一群花花公子……难道孔老先生也会在潜意识中遗忘了仁义道德政事治理，只盼望尽情风流潇洒走一回？"[11]古今多少学人慨叹"吾与点也"的境界，从中体味孔子"老安少怀朋友信"之志，体认儒家在入世情怀中也有洒脱的意趣，其从容气象，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又有多少学人体悟着庄生的逍遥游之境。刘先生的解读，自成一格，自有一种趣味。

三、关于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

近日拜读了党国英先生一文[12]，未敢苟同，特向党先生与读者诸君请益。

儒学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儒学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民间的产物。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了上古三代文化承传的历史使命。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民间社会和政府，经过艰难地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兼收阴阳、道、墨、法诸家学说的路线。这主要是因为儒家能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而又善于趋时更新，因革损益，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了"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其所主张与推行的伦理教化，虽在实际运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体上还是与民众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缩小贫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用历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这是对当时经济政治资源配制的相对合理的选择。除战乱之外，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文士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官吏主要是通过推选，特别是科举考试，从接受了儒家教育的文人中产生的。（科举制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参照。）而广大的民间社会，政府没有力量去管，那也没有关系，有不少儒生（教书先生）担任了类似西方牧师或律师的职能，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使之平衡、安宁，同时也主持着社会的道义与公正。这些儒生其实并不是靠什么"说教"，而是靠文化制度，靠身体力行与行为的示范。同时，调节此社会的还有家族宗法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并不都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