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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德勒、韦政通等教授们研究，西方被讨论得最多的五个观念是：上帝、知识、人、国家与爱，中国先秦讨论得最多的五个观念是：道、人、天命、仁爱、心性。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代表神本位与信仰，知识与国家的观念确乎比中国重视，且成系统，为近世科学与民主的根源。中国的这五个观念，代表周孔以来的人文觉醒，挣脱原始宗教控制而又与天神保持内在关联，及中国人文重实践内省的特点。[16]儒家五经是传统政教之本，它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存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关于天的信仰。人的道德性源出于天，儒家的价值理想，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这种人文精神又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对超自然天命充满无限的向往，即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信仰。儒者终身不忘"做人"，且有终极承担，救世献身的热忱，俱源于此。这都需要生命体验与悟性正智的作用。物质化、功利化的人生，体验不到人与自然、超自然合一的愉悦，不能超越上达最高的精神境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是根本没有的假命题。
六、关于儒学与现代经济、社会
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或陷于困境的原因非常复杂。儒学与东亚经济的腾飞或东亚金融的危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80年代至90年代，Hicks和Redding的研究表明，中华文化遗产与华人社会的经济成功、儒家价值与海外华人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传统信念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与方向，据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李亦园等先生们研究，在小传统中，例如命、运、缘、报、忍、关系、忠、信、孝道等，发生了由外控制到内控制、神秘性到功利性、僵固到变通等翻转。在华人社区的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小传统的信念仍会长期起作用。
党先生文章说，"儒家传统在近千年里变成了书斋里的供品"，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不用举证儒学在宋元明清社会的活力，即使是儒门淡泊的今天，也并非如此。去春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该院与阿登纳基金会合办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与伦理问题" 国际会议，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介绍他主持的一项社会调查。在1999-2000年间，他们在新加坡与上海调查了数千份问卷，在所列56个价值中，新加坡方面列入前十位的价值是：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明确方向。孝悌、家庭的稳定与凝聚力、重视教育和伦理，与现代化并行不悖。上海调查的结果也相差不大，个体价值比新加坡突出。整个说来，这表明儒家思想并没有死亡，仍然在华人社会活着，仍然是现代化的资源。我近年在韩国看到的也是这样。只是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人反不如境外人士或国内民间社会敏感，对儒家文化缺乏自觉自识，甚至仍然抱着"批林批孔"时的认识或心态不放，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发生精神资源短缺、价值领域稀少的困难。去年五月我在德国讲学，多次到过中国的K.H.pohl（卜松山）教授与我交谈，严厉批评我国知识界、教育界不尊重自己本土的伦理资源，不以本土的伦理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为中心。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有很多弊病，不应盲从。现代西方人的价值，如果有一些可以借鉴的活，与他们从父母身上习得的做人之道有关，从根本上，来源于基督教的教化。很多汉学家认为，中国儒家的思想、礼仪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应当珍视。他认为，一切向钱看，功利化，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信誉的现代化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能成功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在今天已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
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治疗现代社会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不是说儒学可以拯救世界，我也不同意"21世纪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这个狭隘的提法，我只是提醒各位思考：面对21世纪，我们有什么精神资源？！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2] 参见杜维明：《武汉大学访谈》，《杜维明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5卷，第695页。
[3] 陈荣捷：《新儒学论集》，台湾中研院文哲所，1995年，第36-37页
[4] 参见庞朴《"使由使知"解》，《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
[5] 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6] 《论语 子路》第18章。
[7] 《孟子 尽心上》第35章。
[8] 《孟子 万章上》第3章。
[9] 参见庞朴：《三重道德论》，《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年，第113页。
[10] 见《论语 先进》第26章。
[11] 刘清平：《情理利欲----大众审美中的文化反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34页。
[12] 党国英：《文化研究中的假命题》，载2002年2月28日《长江日报》理论版。
[13] 参见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7、66、79页。
[14]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15] 详见孔汉思、库雪尔编著、何丽霞译：《全球伦理》，台湾雅歌出版社，1996年版。
[16] 参见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