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德福思想论(4)
2014-10-06 01:08
导读：而促成幸福的因素是什么呢？荀子洞微烛隐，揭开了蒙在幸福之上的那层面纱。其理论贡献源于他继承先贤的思想成果，更出于他超出既往诸子的思维水平
而促成幸福的因素是什么呢？荀子洞微烛隐，揭开了蒙在幸福之上的那层面纱。其理论贡献源于他继承先贤的思想成果，更出于他超出既往诸子的思维水平。荀子认为社会的安危治乱、个人的道德品行以及时命的机缘巧合三方面决定了个人的祸福。
首先，社会的安危治乱。荀子从不孤立地看待个人幸福，他始终站在治理国家的高度，论述祛除患祸的方略。“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33)惟有社会“明分使群”，太平有序，个人幸福才成为可能，即社会安定是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
其次，个人的道德品行。荀子与孔、孟一样，也认识到个体德行与祸福的有机联系。“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故言有召福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34) “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35)荀子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认为善行会带来福，恶行会招致祸；而且指
出片面的行为会产生祸患。这已是辨证地看待个体德行了。
再次，时命的机缘巧合。荀子主张修养德行来促进福，但他亦勇于正视社会现实中个人主观努力与实际结果的差距。“不遇时者多矣，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36)时命的机缘巧合，使得人之祸福充满了偶然性因素。它甚至会改变个人主观修行的结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接着，荀子给人们指明了两条致福的路径：重礼与制命。
在人性论上，荀子有别于孔、孟的性善论（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暗含性善的观念），提出人性本恶。而“辞让”、“忠信”、“礼义”等善的道德行为，不仅不是人性所固有，而且是与“好利疾恶”、“有好声色”的人性相对立的。人若要修身以期获得幸福，就要“化性起伪”。这个“伪”就是礼法，是用仁义的大剪除去人性的乱枝。礼是修身齐家之根本。“礼者，所以正身也。”(37)“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38)个体崇礼修身，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将有利于福的实现。礼还是治国强国之根本。“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39)“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40)社会崇礼重法，就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一言以蔽之，礼是幸福实现的根本。不过，尽管荀子的礼是化人之恶性的伪，他也未把人的好利本性与礼绝对对立。荀子没有否定一切利的合理性，他提倡的是“先利后义”、“见利思义”。“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41)
又如前所述，荀子已意识到个体人生际遇有时会根本地改变人的祸福。他也称之为时或命。但有别于孔、孟的是，荀子所说的命运不是有意志的神，而为客观的规律。因此，“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42)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43)只要遵循规律而行动，人们就能最大程度地跳出受命或道摆布、捉弄的怪圈，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求得幸福。这与孔、孟消极被动地等待命运的赐福或降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荀子的德福思想洋溢着批判与理性精神。他以社会运行机制作为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综合把握促成幸福的因素。他不仅指出了现实社会制度的弊端，也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指明了方向。荀子这一思想扭转了孔、孟以来儒家德福思想的理论关注点，使人们的视界中微观的个体与宏观的社会得以交融。然而，荀子的思想渊薮于孔、孟等同宗前辈。不论寻求个体幸福还是群体幸福，他都以“礼”为根本。而礼本质上是德行的外化。强调礼统天下，无异于以德治天下。这种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孔、孟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荀子的道德是他律的。约束人们的规范既有各种礼仪法度，又有在上者的表率作用，还有良师益友。荀子也就忽视了人内心的道德自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