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德福思想论(5)
2014-10-06 01:08
导读：三 成败得失 先秦儒家诸子素有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然而时乖命蹇，始终未得施展，一腔豪情付诸东流水，皆赍志以没。在为了崇高的理念四处奔走却屡
三 成败得失
先秦儒家诸子素有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然而时乖命蹇，始终未得施展，一腔豪情付诸东流水，皆赍志以没。在为了崇高的理念四处奔走却屡屡碰壁之际，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思想会泽被后世逾数千年之久。先秦儒家德福思想对中华文明圈有着巨大影响，这是任何人都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深层的文化心理到表层的器物制度，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引车卖浆之流，儒家德福思想宛如涓涓不竭的血液流淌于社会有机体的周身上下。
从思想上说，不管先秦儒家每个人怎样看待道德对幸福的决定程度，他们都没有割裂道德与幸福的内在联系。西周时期德得相通的观念在先秦儒家的思想里一以贯之。这种道德与幸福相通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的道德精神具有双重特征：道德至上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
由于坚信德行上通天道，德与司命之神（或客观规律）紧密相连，世人大都视道德无比神圣，奉行道德至上主义。道德被泛化到一切社会领域，仿佛是昔日鲧用来到处堵塞洪水的神物“息壤”，可以制止各种罪恶或不良现象。一个人的道德遭到否定之后，其他一切无论多么出色也不值一提。完善的德性一度是儒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北宋周敦颐让程颐、程颢寻找“孔颜乐处”，即为一典型例证。孔颜所乐者何也，不正是德性的自足吗？近人冯友兰认为，古人寻寻觅觅的“孔颜乐处”已实际上替代了宗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看护着现实中的人。因此，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在理论逻辑上，道德与幸福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本来是手段服从于目的，服务于目的。道德修养的不断提高，会促进幸福的获得。但是，在孔、孟、荀的思想中，以仁或礼等不同形态出现的德具有着本体的地位。随着他们理论的发展，德作为手段又僭越了幸福这一目的本身而成为目的。原来的目的也就退而居其次，幸福便成了道德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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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先秦儒家德福思想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体现为道德实用主义的盛行。先秦诸儒承认道德与幸福的必然性联系，德得相通，甚至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德为福，德福一致。这种思想的潜台词是德行有用。对此，可以从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与社会这两个不同角度加以评论。就行为者个体而言，德行有用这一生活的智慧技巧确实凸显了强烈的世俗性，也就是道德实用主义。它存在着一个思想境界、情操品德值得进一步提升的问题。但它同时也成为人的内在动力，符合人类本性。所以对德行有用不能简单否定。至于从社会角度而言，先秦儒家尤其是荀子的德福思想包含了充分的合理性。社会应当为公民提供公正的生存环境，应当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的善指向德福一致。受儒家影响，人们坚信善的德行会带来幸福。这种思想还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相融合，在中国社会里根深蒂固，成为集体潜意识。它拓展开来，个体的福祉不仅取决于自身德行而且上受祖先之德的影响；而个体的德行也会下及子孙，给子孙带去祸或福。
道德至上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的双重特征又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形成一种社会取向：设定道德上限来评价人，即对人的要求从高不从低。君子之上有贤人，贤人之上还有圣人。一方面，这固然可以促使真心景仰德性之人尽力修养德行，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从而改变社会道德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事实往往不如人愿。由于社会中缺乏对人之为人的最基本规定，各种道德理想人格于是就成了一道道常人难以跨越的门槛。而社会对道德人格的提倡以及被认为德行高尚的人较诸常人似乎更易于得到实际利益，遂使沽名钓誉之徒蜂涌而现并造成了人格分裂。譬如公孙弘布被之讥的丑闻不胜枚举。总之，道德至上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二者结合成一种“上限伦理”，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导性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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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诗人海涅说：“箭一离开弦便再不属于射手了，言语一离开说话人的口，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再不属于他了。”(44)先秦儒家德福思想已经产生和将来还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皆为早已作古的孔、孟、荀诸人所不知矣。推究产生如许影响的原因，已找不到那些射手或说话人。既然如此，只能别辟蹊径。方法很多，然而最根本的是研究已射出的箭或已说出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