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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2)

2014-10-09 01:15
首先是前提。一方面，胡风是已定性的“反革命分子”，这是由代表正义的“组织”和伟大领袖判定的，而反革命意味着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崇高的真理、反对伟大的祖国等等 ；另一方面，入会的知识分子是进步或要求进步、 革命或要求革命的、追求崇高真理和热爱伟大祖国的。其次是任务。组织上要求后者揭发批判前者，最低要求也是划清界限。在这样的情境中，对知识分子行为的道德评价首先要看他们对客体（事实）真象的认识，其次看他们的动机，最后看他们的行为，并依此为据分为两大类若干种。Ⅰ大类是知道或看清事实真象的，清楚胡风是冤案；Ⅱ大类则不知或看不清事实真象，完全相信对胡风的定性。这一类相对说来比较简单，他们批判胡风是反革命，既是说真话又是捍卫真理，遵循革命道德当时良心也不受谴责。复杂性在于Ⅰ大类，他们又可以分为五种情况。A种， 或基于良知或出自恪守真理的动机或只是因为天真，而说出真话，当时（或随后）遭灭顶之灾，在今天获得崇高的道德荣誉；B种，或出于明哲保身保家的考虑或由于生性怯懦， 缄默不言，没有表态，或只是自我批判而不批判他人，他们在今天受到指责；C种， 则是在“真理”与真相的矛盾中对自己的事实与价值判断发生怀疑，自觉地进行自我思想斗争，“透过现象看本质”，力图与“真理”保持一致，他们当时不是说不说真话的问题，而是在为自己的觉悟不高，立场动摇而自责，他们将在以后的运动中分化，或成为B种，或变为D种、E种；D种，是明知真相，但为了个人安全利益不得不作“进步”状，违心地被动地加入批判行列中去不得不说假话，他们当时内心便承受着道德自我谴责的痛苦；E种，是置真象于不顾， 完全为了个人之“进步”的名利而泯灭良心地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落井下石，这样卑鄙的小人（余秋雨先生有讨伐小人“檄文”深合我意），在当时和在今天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不应有任何宽容（有作家对这样的人也保持宽容并讳其名，我认为不值得赞许）。
其中，最复杂的又当属B种，也就是王彬彬批评的“萧乾现象”。萧乾说， 能做到不说假话，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准备作出一定牺牲，这决非在伪饰自己。因为“三十年”历次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都有一次次表态交心要求，不主动说，被动也得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说假话，容易么？有时，不表态就是同情、就有罪，能说没有风险吗？既然有时明哲也不能保身，为什么不坚持说真话以保节操呢？这是今天特别需要提醒人们“读懂”的。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说了真话，在当时不仅不能保持节操，而且要见弃于工农大众、见弃于自己的同类甚至自己的亲属；不仅危及自身、自己的亲属，甚至连带自己的朋友，真正是“身与名俱灭”！笔者其时也小，但迄今清楚地记着有把胡风画作老虎的漫画，以至我日后见到“胡风”两字便想起老虎，如同北方人听到“麻虎”想到狼一样！这与解放前知识分子的为正义献身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那时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这时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却已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用当时的话讲叫自绝于人民）。甚至与俄罗斯古典作家被流放的命运也完全不同——他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强者甚至领袖——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也被彻底“流放”了！因此，他们在当时的缄默对自己、对他人来说都是合乎人道的，甚至是不自私的，应当同情和赞许，也因此，随着运动的增多，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聪明”便是合乎逻辑的结局，只要他们能保持政治清醒保持洁身自好便不应当指责。张中行先生在整风中，不是也给自己罗织一百零五条“罪责”向组织上“交心”么（《读书》95年8期）？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就涉及王彬彬的“逆向思维”：“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象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象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况又会怎样呢？”所以，吕荧的灾难正在于萧乾们的沉默。王彬彬实在是太书生了。他的“如果”根本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缘故不在于萧乾们是否可以集体不沉默，而在于萧乾们当时仅仅是数种情况中的一 种，不仅还有Ⅰ类中C、D、E三种人不可能上台说真话，而且，更有Ⅱ大类赤诚的正义事业捍卫者，在“时刻准备着”“保卫革命”与胡风或同情胡风“之流”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呢！这是当时最强大一种力量，是知识分子中自认为仍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一部分人，当然大部分是单纯幼稚追求崇高理想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是与邪恶作斗争， 却构成了邪恶； 他们自认为代表正义，却践踏了正义。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在当时，他们并不受道德的谴责，因为他们遵循的正是“无产阶级道德”。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当他们也成为革命对象时，才可能有所觉悟。这时，他们便归到第一类中分化了。但即使这时，王彬彬的假设依然不能成立，因为更多更年轻单纯幼稚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又站到“正义”的旗帜下，为了同样“崇高”的道义和理想而向他们的前辈或父辈宣战了——这便是酿成“文革”悲剧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