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3)
2014-10-09 01:15
导读：萧乾吕荧时代我没有赶上，“文革”我却积极地参加了。我曾为自己有幸象革命前辈一样参加一场伟大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因此“大革命”开始后，在自认
萧乾吕荧时代我没有赶上，“文革”我却积极地参加了。我曾为自己有幸象革命前辈一样参加一场伟大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因此“大革命”开始后，在自认为崇高的动机下，我也曾用大字报伤害过老师。只是由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教养，由于自己的非红色出身，我没有打过人。但当我看到红卫兵们将狂热的政治热情瞬间化为暴力随意污辱毒打老师时，我的反应只是惊诧恐惧；恐惧的同时，却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而自责——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时，我决没有看清“文革”本质的“觉悟”。因此，巴金先生说的知识分子应当忏悔，我想主要应当包括第Ⅱ大类人，及Ⅰ类的D或E类（如果E类能忏悔的话）， 也包括我——尽管当时我只是高中学生。不能轻轻一句话把道德责任推给历史。每个站在“胡风们”、“右派们”、“牛鬼蛇神”对立面使他们遭到伤害的人都有责任，这责任从最轻处说便包括对所谓“正义”“崇高”名义的轻信（或说是受蒙蔽），包括个人道德良知的丧失。
正因为有此历史经验或教训，今天中老年学者对一些美好崇高的理念符号不再轻信了。但同时，由于缺少深入的历史反思与道德自审，更缺少真诚的道德忏悔，甚至缺少以文学形式的自审与忏悔（尤其是对““文革””——““文革””是一代青年用青春毁灭文明而又自毁的大悲剧），使今日的青年对他们的历史他们痛苦的“心路历程”产生了误读。王彬彬们的“审父”意识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如果留给再后一代，历史便几乎无法复原了。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今天是正视与深入反思总结的时候了。但对王彬彬们来说，是不是也应当自省一下，如果他们自己处在那个时代，会是那一类和那一种人呢？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是会加入热情追求“崇高”的Ⅱ大类的行列中去的。 下篇： 道德的偏执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但是，对历史的反思“正读”理解萧乾们，并不等于今天我们就可以否定嘲笑吕荧；吕荧的行为仍是一种崇高。否定历史上的伪崇高，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嘲笑或可以容忍“痞子”文人嘲笑真崇高，甚至竭力推崇周作人肆意贬低鲁迅！不！在鲁迅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扌＋不）黄土！对于当代文坛是非颠倒之浊流，应当坚决抵制和清算。真正的崇高是永远是人类精神的旗帜、正义的旗帜。尤其在伪崇高泛滥时代却能认清并敢于坚持真理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前驱，象张志新烈士，更是悲剧性崇高英雄，更值得后人敬仰。我从内心对他们表示钦服，因为我做不到。因此，我对萧乾们作道德辩护的同时，仍愿把我深深的敬意献给吕荧。我是从事
美学的，吕荧不畏高压不随潮流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久已为我所敬佩。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崇高。对美学界某位学者时时借政治东风压迫自己的学术对手的卑劣作法我甚感羞耻。因此，对高扬崇高、正义、人文旗帜的当代青年学者，我同样充满敬意。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片面绝对的思想方法及其道德理论，恰恰使他们背离其崇高目标，而很可能导致伪崇高。这种片面思想方法，即是将复杂的事物绝对化地一分为二，非黑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用王彬彬的话说，就是“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不说真话就意味着说了假话，就意味着认可助长了邪恶。由这种方法支持的道德理论便是我认为应当引起重视并深入批判的道德偏执症。所谓道德偏执症，简单说来，一是道德的泛化，把道德评价贯彻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是道德的拔高，用崇高的道德作为普泛标准要求他人。这种道德偏执症，既是诸多历史悲剧的社会因素，又是当前道德沉沦的重要原因。本文结合前文所述，重点讨论后一问题——道德的拔高或圣德的泛化。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从崇高的道德标准出发，怎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又怎么会导致道德沉沦呢？这不是几句话简单可以解释清楚的。我们首先从道德的分类与功能谈起。
现代道德不是“一体的”，而是分类分层的。从分类角度讲，它包括历史道德，如阶级道德、党派宗教道德等；还包括公共道德，如社会道德、人伦道德、职业道德等。从分层角度讲，它又有常德、美德、圣德之分。当今理论界在道德问题上的理论困惑，很大程度也在于道德划分的混乱①。而其中最严重的混乱就在于取消社会公德—常德，而用崇高道德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