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4)

2014-10-09 01:15

导读：实际上，在日常的话语中，所谓道德通常就是指公德—常德②，而非圣德或崇高。现代社会公德—常德是大多人自觉自愿遵守的合乎文明人道的行为规范，

实际上，在日常的话语中，所谓道德通常就是指公德—常德②，而非圣德或崇高。现代社会公德—常德是大多人自觉自愿遵守的合乎文明人道的行为规范，如不损人利己、不损公利私、奉公守法、正直诚实、尊老爱幼、互尊互助等，它们的社会伦理意义在于对社会所有成员生存利益的公平维护，人人承担道德义务换来大家共同享受文明权益。它的核心是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均衡互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个人利益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以他人或集体利益名义无条件地（有法律的依据除外）损害个人利益，利人不损己。这是建立在现代民法通则和人权原则——公民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个人有权自由支配并对自己行为负责——基础上的道德准则。而这恰恰是基于人文价值原则：人文主义首先是人本主义，是对每个公民生命权的尊重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尊重。因此，除去在特殊情况下，即当他人生命垂危急需救护而周围人又可能救护时，对他们可以提出道德要求之外③，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人提出以“身家性命”为条件的实践崇高道德的“绝对命令”。如有人落水，若岸上某人不会游泳却一定让其跳水救人，那无异于道德谋杀。同样，在极“左”政治运动中，无论是以真崇高还是伪崇高（在当时也是真崇高）要求他人，一定让那些胆怯者或明智者或幼稚者自己跳出来自投罗网，或冲上台去批斗“反革命”，都是极不道德的，因为那必然会导致悲剧发生。尤其是当这种要求是以“绝对命令”形式出现时，后果更为可怕——不是自杀就是杀人。吕荧不就是由追逐“崇高”的人们所杀吗？这也是我认为今日王彬彬们应自省之处——在他们身上我又读到了这种引起可怕回忆的“绝对命令”。
王彬彬在他的文章中，先引用了苏格拉底坚持真理从容赴死的例证，又褒扬了鲁迅、肯定了吕荧。这都不错，但当他以此为“绝对命令”，批评萧乾们时，却极似当年的红卫兵。在“文革”的“审父”过程中，红卫兵经常提出这样的诘问：为什么别人都参加革命你却依然搞学问？为什么别人上了延安你却留在北平？为什么别人死在监狱中你却被放出来？为什么别人在战场上与敌人同归于尽，你却成了俘虏？结果，几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所有敌占区文人、所有的被捕被俘人员统统都成了有罪者，且罪莫大焉。遭遇最惨者当属原朝鲜参战志愿军战俘了。其中之惨烈情节前些年报告文学已有披露，此处不赘。不过更大的悲剧还在红卫兵本身。他们审人审己，已经没有“不革命”的路可以选择了，于是，为了献身“崇高理想”、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大刀长枪乃至机关枪大炮砍向射向对方，也就是自己昨日的同学、同志！我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手按短枪英姿洒爽的徐州女红卫兵照片，她可能也“牺牲”在后来的武斗中了。这是一代人用青春和鲜血书写的悲剧。但遗憾的是，除了《枫》和早期的伤痕文学之外，甚至“红卫兵”作家们自己也将这些“伤痕”从记忆中抹去了④。整个中国似乎只有巴金老人在那里不停地呼吁、再呼吁。一纸极 “左”路线的封条，封存了历史也拂平了人们心灵的创伤。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应当感谢王彬彬们，他们撕下了历史的封条，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警觉。今天再重新回首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既往对“文革”以及三十年极“左”悲剧根源的认识远没到位，类似历史悲剧重演的社会基础仍在，这其中，便包括对极“左”路线得以猖獗的社会舆论基础：道德偏执症的忽视。
如同在经济战线上我们多少年来总想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在道德领域中，我们也是忽视公德—常德建设，总试图用崇高道德或革命道德取代社会公德—常德。换句话说，道德建设同样也不能越过初级阶段直接进入高级阶段。我们只能用公德—常德而不是崇高道德要求群众。我这样立论，或许会召来诸如提倡懦夫哲学庸人道德之类的归谬指责。在日寇入侵或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如果人人都明哲保身，那我们民族岂不万劫不复了吗？但这样的“如果”也是不能成立的。正象不能人人皆崇高一样，也不可能人人皆平凡。肯定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揭竿而起奋起抵抗。这就是革命者，这就是革命觉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含义就在这里。这时革命者应当倡导和实践的当然就不是公德，而是革命道德，使更多的人景行行之，使更多的人提高觉悟参加革命。革命崇高，要靠本人的觉悟的完成，而不能靠他人的道德命令实现。大多数群众在觉悟不到的时候，只要恪守常德保持良知坚持节操，不与敌人同流合污，不损害大众或民族的利益，在客观上也就是对革命的支持。因此，尽管常德并不能直接产生崇高产生革命，但它却是崇高或革命道德的基础，可以给崇高以道德支持。试想。如果日寇入侵中国时，全体中国人都不当伪军不作汉奸，日寇能统治中国大半江山八年之久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抗战之所以艰苦，不是群众中革命觉悟者少了，而是丧失民族良知的汉奸多了（抗战结束时，八路军等革命军队约120万，恰好等于抗战所消灭俘虏伪军数）！周作人不参加革命不是罪人，但他几乎是自愿当汉奸，却永远不应被宽恕！永远！张中行先生一直赢得我的尊敬，不仅是他的文章，而且是他对当时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同理，“文革”中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之所以大规模发生，也不在于张志新们少了，而是E 类丧失良知投机分子和没有道德良知约束的Ⅱ类“革命”青年太多了。否则，不至于那么多人被揪出来、被活活打死。尽管今天我们已永远无法将曾参与制造种种悲剧的 E类人揪出来进行道德批判了，但道德舆论的批判锋芒却应当永远不放过他们以惩戒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