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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5)

2014-10-09 01:15
因此当‘文革’结束后，伪崇高道德体系一旦瓦解，整个社会便失去道德支撑点，人们行为动机一下子从‘全心全意为革命’滑到千方百计为自己，极端利己主义日益猖獗。少数一辈子‘大公无私’的老干部，甚至一下子蜕变成‘大公皆私’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贪污腐化分子。但这时，我们的道德建设却依然停留在抽象高标准上，希望用崇高英雄形象或理想道德楷模约束全民道德。结果，适得其反：当我们把圣德作为常德要求人们遵行时，恰好使道德的调节功能失效，因为既然大多数人并不能实行圣德，彼此彼此，也就形不成道德舆论压力，反而使常德无人遵守，使缺德不受谴责，甚至得到道德鼓励：‘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等‘醒世名言’流行便是例证。这便形成恶人恶行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道德土壤。贪污犯被揪出来，人们不是仇恨，而是嘲笑他不长眼；反之，奉公守法者，人们不是尊敬，而是怀疑这人是否缺心眼。崇高成了痞子们的嘲弄对象：‘大兵，学雷锋为我作点好事吧！’……结果好人做好事忧心忡忡，坏人做坏事却无人谴责……那些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公安人员不是讲比解放前打鬼子都难吗？因为全村没有人站正义和法律一边！试问，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即是出来几个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此，我们便回到了现实道德建设的话题上。我知道，王彬彬们的“审父”动机是基于他们对当下道德滑坡的义愤，希望凭借青春热情点燃人们心头熄灭已久的理想与崇高火焰。对此，我深表理解。对于自己不崇高却肆意嘲弄崇高、对于自己不革命却嘲笑别人革命的人，应当进行道德抨击。尤其对鼓吹理解周作人之流的文人，应当批判。但遗憾的是，选择萧乾言行和王蒙言论为批判目标时 ， 他们的抨击方向却是错了。今日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很多，但从道德自身而言（不涉及市场经济对道德冲击），
因此，我的结论很明确，无论是挽救沉沦道德还是高扬人文精神，我们都应从社会公德和常德建设起步。这是真正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真正崇高的目标。在和平时期，若能建设一个人人遵守公德，个个都合法“利己”不害人，真正“夜不闭户”的社会，那不正是我们的理想境界吗？但在今天，要使全体公民尤其包括广大农民遵守公德—常德，又谈何容易！它比经济翻两翻的任务艰巨的多！更比著述宏扬人文精神艰巨的多！这不仅在于它必须要经过一个长期艰巨的全民道德教育过程，还在于它实际上涉及一个艰巨地国民精神重建问题。
道德偏执症之所以在中国盛行，还在于我们民族从来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公德意识。中国的所谓传统美德一直是与封建道德连体并存的。尽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现代公德释用，但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框架中，它的共生命题却是“人所不欲，专施于人”——立起一座座贞节牌坊。礼教杀人也就是伪崇高杀人、圣德杀人，与“文革”期间所倡导的“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一脉承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在现代人权人道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德，用公民良知构筑起有效防止恶欲横流制止道德滑坡的舆论大堤。这便需要公德、常德之A、B、C的普及，需要补“前现代”的人文启蒙的课、需要多学科人文学者的投入、 需要舆论界文学界教育界的帅先垂范并配合法律界协同教育宣传，这是一项伟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眼下，迫切需要的是明确建设方向，形成抵制浊流的强大统一战线，并提出一些可操作性公德和常德建设方案。今天，商业道德建设已经具体化了，譬如扬弃抽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不讲服务“忌语”等。而我们文学界一些朋友却依然道德偏执崇高悬的，动辄批评作家不够伟大愧对鲁迅巴金曹雪芹等等，不能不使人痛惜他们偏离了“崇高”目标浪费了热情。一个作家是否想成为或能否成为伟大作家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他个人的选择，即使作不到，也不承担道德的责任；只要他奉公守法，不晦淫晦盗，不低级黄色，不剽窃抄袭便无可指责。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以伟大作家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呢？ 而当批评矛头对向他们的时候，恰恰放过了那些肆意贩卖精神鸦片晦淫晦盗蛀蚀社会公德的“作家”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名作家写“报屁股”文章占领小报阵地，并不是坏事，只要他自愿——因为这对他们有限的创作生命毕竟是剥夺。因此，我认为文学界当前最为迫切的也最为实际的任务，不是要求每一位作家都成为灵魂的工程师，而是应当由一批作家牵头，提出并签署大多数作家都能遵守的职业道德—常德公约，先形成强大舆论，刹住晦淫晦盗低级黄色剽窃抄袭之风，先净化文学界道德风气，再影响整个社会。若果能成，这肯定是一件“公德”无量的大好事，其意义决不在人文精神阐释或终极关怀倡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