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达书写死之绝境(1)(4)
2014-12-03 01:09
导读：西方责任的历史源于这些“死”之馈赠与“死”之 经济 。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所说，西方宗教与责任的起源与良心的形成在于加强痛苦的记忆，
西方责任的历史源于这些“死”之馈赠与“死”之 经济 。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所说，西方宗教与责任的起源与良心的形成在于加强痛苦的记忆，并转化为内疚与犯罪意识，最终则把“罪孽”道德化，并转化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契约与经济关系，但却不知道“苦难的荒谬性”。
在哲学的终结处，在黑格尔那里，死之翅膀开始更有力地煽动，并飞翔起来：一方面，“死是绝对的主人”，使扬弃的工作得以可能，整个哲学史是充满死者头盖骨的战场，“死”总是成为作品；另一方面，“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并在死之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应该有力量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是一种魔力（Zaueberkraft），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6]这就是主体的力量，它在自身 发展 的过程中，经历苦恼意识，暴乱的革命，上帝之死，并提升为绝对知识，精神把“死”转化为“否定”，并使哲学本身可能，通过这回忆的道路（Weg），构成绝对精神的“墓地”！就返回了真理自身的家园。
“死”之经济或家政（oikonoma）总是家（oikos.home.Heim）的法则，总是要求归还、要自返，构成话语的史诗。随着“自在、自为、为它”三种要素的合一，死之经济与礼物交换的完全在场使哲学本身封闭与终结了。走出哲学的封闭，在终结与边缘上书写，就构成未来哲学的使命。
下面三位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意识的经验中为生命打开缺口：把“死”从否定性中解放出来，构成个体对本已自身的最高责任，这是海德格尔对“死”的面对；列维纳斯则分离出“为它性”，使它异性（alterity）不再被同一的回忆所同化，让它者超越于自身之外，无限被交还给无限；而布朗肖则进入“自在”的深渊与无名之中，并持立于其间，死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在那里交结。这三重力量撕碎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体系——也是重新展开雅典，耶路撒冷和罗马的张力，不可能产生一个再度的“在后”的巨大的综合。于是，“精神”（Geist）要么变为好精灵（daimonia），要么转化为上帝，要么变形为幽灵与鬼魂,“死”之不同的面目被不断唤醒了。而德希达的书写“死”则让这些死的面目“面对面”（vis-à-vis）。
2、海德格尔的“本己空间”：死之可能性与可通达（cometopass）
海德格尔的最初惊讶首先还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存在问题”，而是他对“esweltet”（世界着、世界发生着）这个无人称句的惊讶。早在1919年的演讲中，那些无人称句，诸如esgibt（予有着、有）、esgilt（有效着）、eswertet（价值着）已经在唤醒一种独特的音调了（GA56/57:49.50.68）。这些无人称句中还并没有存在谓词，而是前谓词的，即在主客二分之前，指示事物在事件中的本源发生（Ereignis）。他认为哲学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源初的事实，回到这“无人称句”所指示的事实本身上，而这是元 科学 或哲学本身的任务，它迫使海德格尔超出胡塞尔的内意识现象学。
这源初事实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实际性”（Faktizitaet），相对于我们的自我意识，实际性总是业已在先，业已造成与发生了的，还没有被反思态度去除或脱去体验（Entleben）。我们总是先在地被抛入其间，海德格尔有时用一种极其坚决但又十分暧昧地方式把我们（此在）这种被抛的或被“托付的实际状态”称作“它存在”（Dassesist，SZ:135/166），这个Dass引导的也几乎又是一个无人称句。我们“被托付给”（Ueberantwortung）实际性也意味着我们要去进入与展开这种托付，去回应，回答（antworten）这种境况，也即肩负起对自身的责任（Verantworten），从这种实际性状态中超越出来。当海德格尔把这种责任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或“愿有良知”相关联时，个体此在的生存方式就形成了。
此外，海德格尔对实际性的发现，还离不开他对基督教尤其保罗书信与路德十字架神学的重新解释。基督徒必须从每天的日常沉沦状态中苏醒，殷勤等候基督的再次重临（parousia），才能形成一个爱的共同体。实际上，海德格尔已经在利用神学来对比观照实际性状态了，并因而在被抛与等候之间打开一个“空间”：对上帝临在（既来又未来，不可知的、不断被推迟的将来）与实际性或原罪的不断唤醒与涤除（早已发生的过去，过去的过去）之间正是存在问题与存在论差异所要展开的“拓扑学”、“地带”式的空间。以往的 研究 者一般对这个背景注视不够，也就对无人称句的暧昧与海氏思想潜在的神学压力感受不深，并影响了对“存在问题”的理解，也会影响对“死”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