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鉴泉先生的“人道”思想研究(2)
2015-02-07 03:05
导读：不过，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早在朱元晦那里就已经进行过讨论：“朱元晦门人常问六合之外。元晦曰：‘人生天地间
不过，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早在朱元晦那里就已经进行过讨论：“朱元晦门人常问六合之外。元晦曰：‘人生天地间，且只理会天地间事。’此语妙矣！柏格森何来何去之问，可直答之以来自天地间，去向天地间而已。且即以所见察之，天止一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固不见其有他之目的在也。朱元晦常令门人思天地有心无心，而谓以生物为心。实则此亦以人推天之言耳。谓天有心，天亦生也。谓天无心，天亦生也。生是事实，要不可改。故吾华圣哲殊不问天之生何为？即使天可问，天殆亦当答之曰：‘吾亦不知吾何为而然也。’天地之何为而生不可问，则人之何为而生固不可求矣。”[⑨]这是顺着朱元晦“以天推人”的理论推出来的不可问、不可求的结果。
但是，刘鉴泉先生认为，朱元晦的这种说法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刘鉴泉先生云：“若于生之长途中求其价值终结，固非无可言也。生有高下，是价值也；生有始末，是终结也。价值之不同，即在于意义。既有终结，亦未始不可谓有目的也。二梁之驳胡氏有太过者。利者，义之和。以义为利，圣人固非不言效果。使不言效果，则毁瓦画墁，亦可无讥，一切生活，孰非精神？皆可以常务所为而废其选择耶？梁氏之驳托氏，又有太浑者。”[⑩]批评朱元晦，意在批二梁。刘鉴泉先生的意思是，完全说人生没有任何目的，梁启超之“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梁漱溟之“生活是无所为的”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生有价值的高下，否则“毁瓦画墁，亦可无讥”，人生有始末，必然要有精神的追求。什么都不为，从价值观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刘鉴泉先生在其《人道》中对他与二梁的思想分歧，只是说了“什么”，没有说明是“为什么”。笔者在此略作说明。众所周知，严复先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曾经对梁启超先生产生过深远影响，逃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先生接触的都是诸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江中兆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德富苏峰、加藤弘之等在日本具有卓著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成了一名地道的自由主义者。有学者甚至称他为“典型的唯意志论者”。[11]他曾经说：“我既为我而生，为我而存，以我之良知别择事理，以我之良能决定行为，义不应受非我者宰制，蒙非我者之诱惑，若是者谓之自由意志，谓之独立精神。”[12]对墨子的评价，梁启超先生十分欣赏《庄子·天下篇》中的评语：“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实际上也是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分不开的。诚如蒋广学先生所云：“梁启超自由观是以近代进
化学说为背景、以近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新民说”[13]这与刘鉴泉先生“任天”、“圆道”，“以圣人之道定百家”的学术理路是大相径庭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深受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的思想家，因此在其批胡的表述中，始终强调人生的“直觉情趣”。“直觉”一词是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然梁氏本人可能自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概念，并且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但是，它直接来源于柏格森的“内感直觉”则是肯定的。刘放桐指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师承意志主义者布特鲁，综合吸收了
生物学进化论、心、细胞学等科学理论，使生命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非理性哲学在20世纪初进入全盛期。”[14]有了这种思想作为基础，梁漱溟先生关于人生意义的一些解释就不可能不打上非理性的烙印：“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不论何人当下都已圆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什么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自己所责之于自己的。”[15]在刘鉴泉先生“以圣人之道定百家”的眼光看来，梁漱溟先生用柏格森的“内感直觉”来解释人生哲学，比梁启超先生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