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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的高度、浪漫主义的深度、人本主义的(8)

2015-02-27 01:06

　　相反，柏林认为，我们在政治中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尽可能地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更多的冲突，这表明了与库恩同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库恩认为，我们在科学中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解决刚刚出现的异常。但是对于像罗素和内格尔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对可以期望的政治制度或科学理论真理的普遍赞同，并非像对实用主义者那样仅仅是一个恰当的社会环境，而且也是一种我们正在接近真正的人性或自然本性的标志。

　　热衷于深度比喻的浪漫主义者能够比普遍主义者更好地抵制拼图式的实在观和真理符合论的诱惑。但是他们常常会犯哈贝马斯谴责他们的错误：他们忽略了自己有责任能够合理地说明富有想象力的看法，解释这个新的制度或新的理论是如何能够解决旧的制度或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浪漫主义者常常告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真实性而不是论证，这就像是当她已然有了新的想法，这就足以使她免除了去解释这种新想法用途的责任。

　　因而，当把基督描绘为一条道路，一个真理和一种生活时，或当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希特勒是德国目前的现实和未来的现实时，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旧有的观念、旧有的问题和旧有的计划，完全应当被束之高阁了，以便我们的心灵可以完全由新的观念所占据。这种说法的真正动人新奇之处被看作是，要使它变得合情合理反而是不必要的了。我们不再对超自然的高大之物感到敬畏，而是对普罗米修斯的勇气感到敬畏。我们不再被告之，我们始终是被提升到了永恒真理的程度，而是得知我们最终接触到了最深层的自我。

　　如果我们抛弃了高度的比喻，我们就无法理解对牛顿力学的最新修正得到普遍的赞同，也无法理解普遍尊重赫尔辛基人权宣言条款的要求，而这个要求表明了这些文件还是符合现实的。希望科学的解释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体系，以及希望有一个尊重人权的世界文明，这两者都是有高度的。因为诉求于包罗万象的无价之宝，诉求于某个难以言表的彻底深度，这些都是一些广告宣传，公共关系中的招数——吸引我们注意的方式。

　　说这些诉求是一些招数，是认为我们可以摆脱“内在的”、“真实的”、“无条件的”、“合法的”、“基础的”、“客观的”这样一些语词。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和资料相配”、“听起来有道理”、“利大于弊”、“违背我们的直觉”、“值得一试”、“太荒谬了，不能当真”等这样一些乏味的褒贬说法。实用主义者发现这种说法是乏味的，就足以认为，有灵感的诗人或先知不会根据某个公认的“理智的他者”资源去论证他的观点的功效。对这种现状的捍卫者也不会根据主体间对已然得到的信念之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赞同去加以论证。但我们仍然可以珍视主体间的赞同，即使我们放弃了看待事物的拼图观以及这样的看法，即认为我们拥有“理智”这样的能力，它可以理解实在的内在本质。我们仍然可以珍视新奇和想象力，即使我们放弃了浪漫主义的这种看法，即想象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最后，我将回到这样一种对比，就是把哲学当作精神生活核心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正如我前面所说，哲学出现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正如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战争看上去希奇古怪的原因一样，事实上，我们如今都是常识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但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这就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程中逐渐替换了诸神与巨人之间战争的争吵，也就是哲学与诗歌、哲学与诡辩之间的争吵，本身已经变得令人厌倦了。

　　如今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穿戴时髦的哲学外衣，却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一方面是诸如罗素和内格尔这样从事高大事业的热情者，另一方面是诸如柏格森和海德格尔这样献身于深奥玄妙的教士。要使他们相信，文明的命运取决于避免过分的科学理性主义，或是取决于预防文人们肤浅的非理性主义，这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在像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与谴责我们是“真理的否定者”的那些人之间关于相对主义的论证，只会唤起非常懒洋洋的兴趣。认为需要关注或修补我们文化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现在听上去很可笑，因为只有在很久以前，人们才会认为它有一个基础，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什么的。只有哲学教授才会把“理性的自然秩序”这种笛卡尔式的观点当真，这是一种无历史的、超文化的推论结构，它规定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要先于其他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