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到黑格尔----论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2)
2015-03-24 01:08
导读：布兰顿自己的理论在方法上就利用了这一倾向，即通过自我恢复和反思来改善已被纳入语言当中的自身。正如 逻辑学 首次把人们自然而然掌握的逻辑规则
布兰顿自己的理论在方法上就利用了这一倾向，即通过自我恢复和反思来改善已被纳入语言当中的自身。正如
逻辑学首次把人们自然而然掌握的逻辑规则清晰地说出来，形式语用学（如此书标题所示）就应当重新构造关于“语言如何通过交往而被使用”的知识：“表达理论……要说明清楚分明的（explicit）东西如何从隐含不明的（implicit）东西中产生”。首先，它必须说明命题性内容（即清晰的东西的形式）是通过规范被赋予的，而这规范却是隐含在推论性实践当中的，这就是说，必须说明具有这一内容的用法的正当性何在。其次，表达理论还必须说明，这些隐含不明的、赋予内容的规范又如何能够使自身在规则或原则的形式中成为清楚分明的。”（第77页）
（2）随着语言的转向，认识的权威从主体的私人经验转到语言共同体的公共实践手中。当然，当我们对被传达的句子内容的理解，取代了“对对象的表象”的时候，这一转折并不只是远离了知识的表象模式，同时也是向达成理解（Verst?ndigung）的交往模式的转折，从而就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彼此相互承认为有责任能力的主体而言，为社会性模式的优先性钤上了证明的印信。借助交往的社会化，他们开始卷入主体间关系的，在那里，他们必须相互负责，做出解释。由于这种可负责性（answerability）必须兑换为各种理由的硬币，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推论性实践也就构成日常交往的基础设施。
而且，社会性的优先性也与方法论的抉择息息相关，这个抉择就是理论家采取了第二人称态度，并从交往中另一个参与者的视角出发，分析说话者的言说。布兰顿在这里追随实用主义传统，通过从完成行为的行动者的观点出发，来分析相关现象的方式，避免了客观化的心灵主义（mentalism）。因此，举例来说，“真”是什么或意味什么的描述性问题就被下面这种完成行为式的问题所取代：当我们处理像“真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做的；例如，强调我们是在采纳真的陈述，或是强调把我们对这些陈述的接受推荐给别人，抑或强调我们通常发现这些陈述是有用的，等等。布兰顿采取这种反客观主义的策略，用以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推论活动：“这一模式所面临的说明性的基本挑战在于，为了把一组社会实践活动恰当地理解为包含着这样的实际态度，即将完成行为接受为或处理为具有论断或断言的意蕴，这组活动必须展现的结构是什么。”（第141页以下）但是，我们将看到，语言分析家不仅必须采取试图理解言说内容的倾听者的视角，还必须采取互动过程中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态度，而作为参与者，他“接受或处理”对话者的言语行为，以便查明他本人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断言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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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参与者［就某论断］而采取了某种立场，而从其接受者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说话者的言说，这样的方法论抉择就有其重要的结果。意义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理解断言或命题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一问题现在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当解释者“正确地”把说话者“接受或处理”为以其言语行为而提出真值论断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在此必须区分两个步骤。
其一，当解释者把言语行为归于说话人，后者以此断言语句“p”为真，从而使自己对“p”做出承诺。这种表示态度的行为（“承担”）被解释者理解为说话人方面的自我约束行为（“承诺”）。在选择断定语态时，说话人会感到必要时有义务给出理由，说明他为什么认为“p”为真。不过，除非他同时也掂量了这些理由的“分量”，否则它们就不可能被理解。其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解释者反过来就被他归之于说话人的有效性论断而采取了立场。他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估量了一下“p”是不是正确的。他会承认说话人有资格断言“p”，这当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便解释者未曾得出任何结论性的评价，并暂时放弃赞同或否弃该论断，这自然也是采取了立场。）
因此，布兰顿就把断定描述为说话人的言说，允许解释者只要认为它合适，就可以把真值论断和相应的承诺归之于说话人。命题“p”的地位决定了说话人是否有资格断定“p”，这一地位取决于解释者如何评价说话人提出的真值论断，即取决于他是否采纳了被归之于说话人的有效性论断。由此，这一分析就从解释者的实际态度开始，特别是与他对真值论断的“是”或“否”的回应相关。这样，言语行为对解释者来说看起来如何，他认为它如何，就成为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