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到黑格尔----论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5)
2015-03-24 01:08
导读：布兰顿对自己的误解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因为他利用了过度综合性的规范性构想，并将最广泛意义上的合理性规范（既包括逻辑的、概念的和语义的规则，
布兰顿对自己的误解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因为他利用了过度综合性的规范性构想，并将最广泛意义上的合理性规范（既包括逻辑的、概念的和语义的规则，也包括语用学规则）同化为行为规范了。自然，论辩的实践使自己特别适于从权利和义务方面去描述。真值论断的支持者有必要给出有效性辩护，而其反对者也有权与支持者相对立。双方都受制于交往的预设和论辩的规则，正是这些规则限定了“理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理由能够自由漂移，并将其由理性促动的力量展开为未受阻碍的，从而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心灵，即参与交谈者的“实际态度”。正是论辩中权力和义务的意义部分，让更好的论证发挥出无拘无束的奇妙效力。不过，被理由所影响，与被规范所强制，是迥然有别的。当行为规范约束了行为者的意志时，合理性的规范和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性规范则引导了他们的心灵。
布兰顿同化二者的倾向，或许与他对实践的设想的起源有关联。其中一个来源是维特根斯坦，他认为语言游戏的语法是生活形式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设想，他将逻辑的、
数学的和语法的规则还原为具有文化模式和行为规范的公分母。他的设想一视同仁地欣然接受认知规则和社会－文化规则。不过，布兰顿对“推理性实践”的设想受惠于他对《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非同寻常的解读，绝不亚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接受。
著名的用具分析（Zeuganalyse）泄露出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的接近——当然他不会承认。在达成理解（Verst?ndigung）的一切推理性过程之前，“在世界中存在”已根据“关联语境”（Bewandtniszusammenh?nge）[10]而被界定，我们则在与事物操作性地打交道中，实际地揭示了关联语境。在一篇论海德格尔的文章中，布兰顿对《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诠释，接近于我们所谓的先验
社会学。[11]在典型的施事行动（action-performances）中，我们如何对事物做出反应；在特定的情形下，某共同体承认为适合和适当的反应是什么——正是上述这两种情形决定了“用具”的意义，而这意义就在于我们将其视为什么。不过，与海德格尔本人的解释相反，布兰顿是从社会因素的优先性形开始的。基于这种解读，社会实践的概念性联结决定了语言共同体对世界的诠释，即他们与世界所打的交道在诠释学意义上“作为什么”（‘as’）。就个体情形而言，这种在谓词判断之前的对世界的理解是在这样一种意向中表达出来的：即像他人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去对类似的刺激“做出回应”。这样，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就通过相互承认其典型的回应为“适合而适当的”，而“设立”了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其成员当中的认知性根据，便与共同体的社会性根据协同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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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布兰顿的这一论证：推理性实践首先是从这一前谓词判断的世界理解所形成的混合物中浮现出来的。随着“命题作为新的社会性的反应模式”，到为止仅只是“上手”的东西被转换为“现成”的东西：“命题，与使之成为可能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实践一道，其本身都是特殊类型的实践活动。用关于某物的命题对该物做出反应，意味着将其视为某种现成的东西”。[12]这一背景使我们能够理解布兰顿何以把优先性赋予参与交谈者的实际态度，而非被交谈者彼此给予各自陈述的规范性地位。它也让我们理解了布兰顿何以倾向于将理性的有效性同化为社会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布兰顿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虽然从语文学上说更易受攻击，但从客观性上说则更有趣，这一部分也让我们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布兰顿并不认可那些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海德格尔提出的推论。他与语言游戏的语境论保持着距离，与在语言上揭示世界的观念论也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对海德格尔来说，关于现成事物的范畴总是带有“客观主义”的贬义内涵，与关于现成事物的命题一同出现。布兰顿反对这种对客观主义进行批判的解读方式，他精心阐述了独立的认知功能，这种功能基于这样一种优越性：在命题上得以区分的言语和推论性实践比以前谓词方式与纯系上手事物的打交道活动更优越。也许有人会说，他将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从其文化批判的伤感中解放出来。断定性言语（constativespeech）把上手的事物从兴趣的背景中抽取出来，而兴趣指导着实际的筹划，并将其带入推理性思想的推论性语境中，作为被陈述的事实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