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哲学论文 > 正文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12)

2015-06-13 01:21

这场本质上对十九世纪精神的全面反叛运动，迟至八十年代才在当代中国产生现实的影响。中国八十年代文化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表现为文化与创作潮流中的崇尚生命本能，极端地推崇深层无意识、潜意识，否定“法律”、“本质”、“认识”、“必然”这样“可疑的”字眼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立场。但是，八十年代的这场非理性主义运动，就象八十年代的所有其它思想运动一样，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模仿性。作为批判者的知识群体，远没有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对西方思想史走向的清晰的把握，更缺乏对现这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的认真研究，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本质上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象任何别的思潮一样，形不成对十九世纪的真正的出自民族文化内部需要的批判。文化知识分子的兴趣很快就被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文化空间……这样的热门话题吸引过去了。

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不同于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另一种批判潮流，我们称之为“文化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认识到单纯地崇尚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它的发难者是狄尔泰（N.Dilthey1833-1911）。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者，不满足于康德以来的理性批判，认为那是认识论水平上的“知”（Verstand），其目的在于把握逻辑的东西，追问人的知识何以可能。而狄尔泰将“总体的人”（ganzen Menschen）作为研究的中心，强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调现实文化创造主体有血有肉的知情生活与无生命的死的“主体”有区别。狄尔泰首先开始实现了对科学理性片面理解的扬弃历程。狄尔泰之后，中国读者熟悉的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M.Hdideggr）、伽达默尔（H.G.gadamer）、利科尔（P.Ricoenr）、卡西尔（E.Cassirer）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哈贝玛斯等人，加入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批判行列。伽达默尔认为，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的科学认右中被窒息了，因此，新文化哲学建构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人文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这条思路上，这些思想家的批判有别于尼采、叔本华这样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批对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但继承的是新康德主义的路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历史合理性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股主潮。出于同样的历史原因，中国思想界对十九世纪的清醒的反思，只有在九十年代才形成自觉。二、三十年代有“科玄之争”，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科学主义刚刚引入以后的一种出于文化本位立场的感受式的反应，还构不成真正的思想史事件。八十年代有对“科学主义”与理性的怀疑，但这是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怀疑。中国的思想者用“感性主义”“新感性”同科学理性对抗，而不是象早在本世纪初狄尔泰就开始的行程那样，企图以综合的眼光（典型者如伽达默尔）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用理性与人文理性（而不是感性）结合起来。

今天看来，八十年代我们曾犯过两个错误：第一，错误地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同起来。第二，错误地将理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这一个等同，一个对立，使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对十九世纪的科学理性、精神充满了歧见。它在有些人的眼中，仿佛已成了一个怪物。而在九十年代讲座人文精神的重建，对此没有一种清理是全然不够的。

思想史可能有两种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原本的思想史可能要演化几百年，但模仿的思想史却只要几年十来年就可以过扬了。就重复西方思想界走过的路程而言，中国八十年代的思想界对十九世纪原则的捍卫和对它的批判，都是本世纪初以来西方思想界都已走过的路。当然，中国思想家所借用这一整套术语要说的，其实是对中国当下历史运动的关怀和批判。

对科学理性所包涵的工具性（它演化成为工具理性）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树上造成的色危机，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五·四时期的科学口号在日后的历史演化中，淹灭了广义的十九世纪精神中的可贵的成份，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科学与人成了对立的两极。由此而生的理论上对它的反叛、批评，作家、艺术家对它的拒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这只是对极端化的片面的理性层面的批判。当九十年代提出建设的任务时，“人文精神”恰到好处地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的需要。虽然，“人度精神”讨论的起因只是一批批评家、作家对文学中丧失人格与道德而崇尚功利的一种抗议，但历史很快将这种道德义愤变成一种学理问题：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建设的内核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