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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2)

2015-06-13 01:21

我们所能创造性地转化的价值传统、学术传统、意义传统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儒学传统，这是在最广义的意涵上去讲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创建并不是为了一宗一派之争，所以，从心态上讲，并不拒斥传统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里所讲的创建，主要是指形而上的创建，哲学的创建，所以，寻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成了这一文化任务的具体的内涵。

传统中国哲学有辉煌的过去。与公元前希腊的辉煌时代相比，我们有诸子百家的繁荣，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繁荣相比，我们有汉文化的灿烂、定儒于一尊的哲学创造。文艺复兴孕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中世纪的宋明理学理性化了封建制度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宋明理学毫不逊色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陆、朱的道器之争，王阳明的“心体(良知)与万物一体同流”之说，哪怕用最现代的哲学眼光看，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是最哲学的。然而，另一个特定阶段的充分发育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与意识形态（包括对它的批判）则是由西方思想家完成的。不用讳言，这里确实有时代差，但绝不要忽视：哲学的全人类通性在于回答共同人性中的一系列问题，价值与意义这样的问题的解答在一定的层面上有着永恒性。也由于此，在经有清一代的考据之风后，传统中国哲学还能面对现代社会的迫切需求而再生华辉。

为一个已经完成的时代和社会辩护与为一个未来的只见雏形的社会写辩护词，是不相同的。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恰好说明了我们与宋明时代的哲学家的区别。当代中国哲学家面对的问题与五四时期是有相似之处的。今天我们的眼光更广阔，所以，问题也凸现得更尖锐：未来的中国社会、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这个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哲学(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面对的文化选择之一。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现实倒是非常有趣地证明了传统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枯萎”。由于缺少了一个相当的历史阶段将中国哲学中的话语和思想用现代语言传达出来，所以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对它并不熟悉。从思潮的角度讲，我们宿命地沿袭着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但我们的表达所用的思考形式，恰是半个世纪之中断断续续的舶来品。如此这般，在我看来，除了极少数有造诣的专家外，中国哲学家几乎就是中国哲学史家的代名词。原创性的思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很难获得共鸣。

我们要“感谢”乾嘉以来的思想枯竭：以致于五四以后现代中国需要思想的时候，有思想的历史在时间上已显得那么遥远。所以，西学才那么畅通无阻的汹涌而来。从今日中国大陆能知道的译介情况而言，经五四和二三十年代及近20年的大介绍(没有版权问题，翻译人口又是那么多)，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典籍，大致被人们所知道了。一方面是历史空缺，一方面是汹涌而来，今日国内50岁以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般而言，受西学的影响较大，那么，当代中国，西学传播接受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大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伏尔泰、伽达默尔，均有中文译本问世(能阅读原著的人也为数不少)，所以，从介绍思想的水平而言，我以为国内的“西学”程度是相当可观的。每一座大一点的高校都设立了专门研究介绍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机构。而且还有相当一批省级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机构，专门和相关的杂志有几十种。而且，一批一批的青年大学生的求知需求，仍在催生着这种介绍和研究的狂热。现在我们说，从整体而言，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中国大陆知识界已达到大致“知道”阶段，大概不至过分。但是，大陆知识界中，能静下心来以求智为目的，认真又理性地梳理西方学术的传统，并在这种学统的基础上开出我们所需要的花果的，少而又少。这跟80年代的“后红卫兵现象”不无相关。大体上看，我们所谈的西学是拿来主义的西学。简要地说,五四以后的西学涌进是以共时态面目出现的。我们根本还来不及从学术传统的线条上去界定我们所摄取的每一朵思想果实的实际位置和前因后果的联系。所以，何为对我们有用，何为对我们无用，均有某种程度上的盲目性。这种现状对个人来讲并无大碍，但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而言，是致命的。由于这一代人缺少传统文化背景的理性的纳入，我们一是无法将西学纳入传统文化中定位，二是无法用现代中国的理性眼光来将西学定位。所以，回归学统是当代中国对西学最富有建设性、最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