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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的“放逐”及其影响(6)

2015-06-17 01:45
这里，值得注意之处有二：其一，元神本自空无，与道相通；其二，肉身有碍。元神与肉身的对立，十分明显。
弊弃肉身的观念渊源甚早，《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成书于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一句时，使用的几乎完全是道教语言：“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这种观念也同样体现在晋代出世的《西升经》中。其实，即使是在崇重肉身的时代，弊弃肉身的观念也仍然在某些特定的文本传统中鲜活地存在着。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观念成为普遍信仰的呢？兴起于隋唐之际、完成于宋代的这一“消解”肉身的思潮，是否只是对这些古老观念的遥远的继承和复兴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无我”和“法身”等，与中国固有思想中弊弃肉身的倾向十分契合。随着佛教的兴盛，弊弃肉身的观念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这无疑可以为上述现象提供部分解释。然而，佛教之传入及兴盛并非始于隋唐之际，而且我们注意到，在南北朝佛法隆盛的时代，往往同时也是崇重肉身的时代。这一情况提示我们，仅仅从观念史的角度，还无法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将肉身作为一个单独的现象来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代之间的显著差异。事实上，照管肉身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问题，它需要众多外在因素的结合，如财产、闲暇乃至身份和权位等等。这些因素近乎偶然地结合在六朝时期知识阶层的周围，使得在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旨趣中，肉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过度的关注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倾向：一、对肉身永存的渴求以及与此相关的道教信仰的普及；二、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二者构成了魏晋风度的两个基本特征——“药”和“酒”。当然，由“药”和“酒”浇灌出的肉身不免带有些许病态的虚幻，它与汉代充实的和唐代丰腴的肉身有着鲜明的不同。尽管各个时代对待肉身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它在整个士阶层的生活旨趣中普遍的消隐却是从未有过的，肉身的消隐可以被视为宋代（当然也包括此后的明代）独有的性格。
六朝的士阶层对肉身的关注，也可以在当时士族崇道的现象中得到证实。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
偶然汇聚在六朝时期士阶层周围的诸多便利条件，因时势之变迁而致风流云散。士人生存际遇的变迁，使得原有的信仰变得难以维系。以长生修仙为例，六朝崇道的士族往往需采集珍希的药材（如王羲之“采药石不远千里”），购置贵重的器物，同时还要在名山胜地隔绝人事（如葛洪因交趾出丹而“求为句漏令”），这些外在条件一旦消失，原有信仰亦不得不有所变通。后来崇道之士人遂以“呼吸御精、保固精气”来替代以往的修仙手段（如《云笈七签》卷一百四载：“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精气。精不脱则长久，气长存则不死，不用药石之费，又无营索之劳，取之于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为上品自然之药也”），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由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多崇信肉身长存的观念，他们在生存际遇上发生的改变，也最先在这一观念中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道教中最早遭遇了肉身的“消隐”。
肉身“消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实在论意义上的消灭。它只是被放置在负面的一极，成为弊弃和压制的对象。换句话说，它被“放逐”了，从士群体的主流话语流放到了一个文化的边缘地带。
对于肉身的“放逐”，最初表现为因无暇顾及而导致的对于身体的忽忘，随后，此种忽忘便开始渐渐成为一种自主的选择（如司马承祯《坐忘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由于挣脱了“沉重”的肉身，崇信道教的士人仿佛真地生出了羽翼，在短瞬间便得到了完全的解脱。他们突然间发现一旦没有了肉身的拖累和羁绊，他们对于世间的各种需求也便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尘视轩冕、铢视金玉”，真正意义上飘逸的姿态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夫之在《宋论》中曾极言五代宋初士风的卑下，他说：“夷考自唐僖、懿以后，迄于宋初，人士之以名谊自靖者，张道古、孟昭图而止；其辞荣引去、自爱其身者，韩偓、司空图而止；高蹈不出、终老岩穴者，郑遨、陈抟而止”。而钱穆也注意到：“那时（指宋初）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崇信道教的士人如陈抟在宋初历史上的突出地位，正在于他们最早得了新风气的先声，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精神。由于没有了肉身的羁绊，他们与帝王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对等”关系。这种对等并不象六朝的士人那样建立在“士王与马共天下”（参见田裕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础上，而是在自觉地“放逐”肉身的基础上达成的。《宋史·陈抟传》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对这种“对等”关系的深度自觉，即士人开始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意识到自己无所依傍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