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3)
2015-06-22 01:00
导读：总之,东洋的方位大体“指广东东南部的菲律宾、马来群岛及文莱东部,后来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东北部,包括、日本,尤其日本常被称作小东洋。但在日本情
总之,东洋的方位大体“指广东东南部的菲律宾、马来群岛及文莱东部,后来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东北部,包括、日本,尤其日本常被称作小东洋。但在日本情况却与此相反,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单词分别是从Orient与Occident翻译过来的。西洋大体指欧洲,而东洋的范围不甚明了,有时指全亚洲,有时指远东。所谓东洋史,是日本学者定位的体系、命名的学问,一般来讲不包括日本,但也存在一会包括西亚、一会又不包括西亚的不妥之处”⑺。由此可见,上的“东洋”与“西洋”概念属于地理范畴,而并非历史、文化范畴。近代日本之所以赋予“东洋”一词以特殊的含意是有其目的的。日本的“东洋”概念有两层含意。首先,作为地理方位的表记,在狭义上指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即远东地区;广义上指整个亚洲。其次,作为日本在
世界史或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东洋”概念有了特殊的指向性。而且,在这一层面上又分别具有普遍与特殊两种性质。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即“东洋”外指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洋之内的。这是“东洋”概念的普遍性质。但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表现出“东洋”概念的特殊性质。
在日本,广泛地使用“东洋”一词是进入明治(1868～1912年)以后。随着西方革命的完成,在19世纪初,西方就将自己定位在“文明”的层次上。这种“西洋／东洋”模式无形中就被规定在“文明／野蛮”的框架中。这时的“东洋”与“西洋”已超出了地理概念的范围,具有了历史与文化的限定性。日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东洋概念,其原因所在是由于日本经过“文明开化”后,自觉与“文明”的欧洲属于一类,并刻意与“落后”的亚洲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失败导致日本在亚洲产生了优越感。于是,“文明=西洋、野蛮=东洋”的模式就被简单地套为“日本=文明=西洋、中国=野蛮=东洋”。这时的“东洋”专指中国。“汉学”也变成了“东洋史”研究,日本从“远东”一员变成了“远西”一员,即所谓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这样,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扩张与干涉就可以在“文明”的名义下进行并在上得以正当化。在谈到日本创造“东洋”概念的由来时,丸山真男指出:“它反应了明治以后的日本迅速westernization的过程,因为由(江户中期以来形成的‘国学的’)国家主义与明治以后的westernization合流而产生的文化、路线与亚洲各国明显不同”⑻。从近代日本精心构筑“东洋”概念的过程中,我们看出近代日本在亚洲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企图为自己重新定位的打算。而且,由此所产生的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规定了近代日本历史的方向与进程。它不仅使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亚细亚主义无法在各国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而且还让日本陷入自己精心设计的“矛盾网”之中,使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因此而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地。近代日本的“东洋”观具有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本来,“东洋”一词是相对与“西洋”而言的,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文化上,东洋(亚洲)都应是一个整体。但日本为了“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指中国,福泽瑜吉语)抛弃了传统的“汉学”研究,另起炉灶创立了“东洋史学”理论体系,为近代日本“东洋”观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依据。日本人所说的“东洋学”是以亚洲为研究对象(但不包括日本)。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对外扩张的欲望。以日俄战争为标志,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期结束并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两次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为了配合其殖民主义政策日本开始了“东洋史学”的研究。1886年,东京大学
招聘德国
历史学家里斯?L?赖斯(Riess)来日本讲学。赖斯在东大增设了历史专业,并与刚回国不久的坪井九马三一起讲授历史。1890年,毕业于本专业的白鸟库吉到院讲授东洋史,这被认为是日本学术性东洋史学诞生的标志。1894年,根据那柯通世、三宅米吉的提议,日本文部省将中等科目中的“支那史”改为“东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