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4)
2015-06-22 01:00
导读：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自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体经历了5个时期⑼。第1期:明治前半期(1868～1888年)。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学界整体的草创
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自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体经历了5个时期⑼。第1期:明治前半期(1868～1888年)。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学界整体的草创期,还不应称为东洋史学,这时的东洋史主要指中国史,它只不过是汉学的一个部门而已。第2期:明治20～30年代初(1888～1900年)。这是东洋史学发展的准备期。1888～1892年期间,出版了那柯通世的《支那通史》5卷及市村瓒次郎、滝川龟太郎的《支那史》6卷。这一时期以教科书、书概论的编撰为主,值得注目的专业研究几乎没有。第3期: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1900～1914年)。这一时期,脱离了以往概论编撰的状态,开始了专业性研究。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俄罗斯在“满洲”的所谓权益,并进一步吞并朝鲜。随着日本对亚洲国家侵略的进展东洋史的研究也开始活跃。东京大学设立了国史、西洋史、东洋史学科,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分别开设了东洋史讲座。1907年,岩崎弥之助购进清末4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的藏书,设立了静嘉堂文库,为东洋史的研究带来了方便。第4期:从大正初期到昭和初期(1914～1930)。第1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景气,掌握了东亚霸权的日本更加积极推行其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与这一形势相适应有关东洋史学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增设,其研究迅速进展。1917年岩崎弥之助又购入伦敦泰晤士通讯员莫里逊的藏书,在此基础上于1924年设立了东洋文库并成立了研究部。这里作为东洋史学研究的殿堂被许多人所利用。1929年日本用辛丑条约的赔偿金分别在东京(现在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建立了东方文
化学院。第5期:从昭和初年到二战结束(1930～1945年)。这一时期研究者的数量显著增加,研究进一步精确化。与以往对历史、地理、表层文化史的研究不同,开始了对社会、、各项制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日本对亚洲侵略的进展,加大了对中国、朝鲜、“满洲”、蒙古以及东南亚、印度、西亚的研究力度。同时,其研究的侵略性质也越发明显。从上述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是日本用以“发扬国威”的一门学问,是“大日本帝国的学问”。而且这种学问完全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也正是在这种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上发生的。
中国大学排名 东洋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是被称为‘东洋史学大御所’的白鸟库吉,他的“尧舜禹抹杀论”反映了日本当时急于树立自己在亚洲的“威信”而对“东洋”重新认识的需要。1909年8月,44岁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演说,对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极为赞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他的“尧舜禹抹煞论”是对儒学“法先王”基本观念的极大冲击,动摇了日本汉学家的信仰。不过,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他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蔑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儒学的回归。白鸟库吉认为,中国唐代以前的文化在遣唐使时代日本就已经吸收了。中国唐代以后的文化德川时代也已经吸收了。现在日本人向中国文化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但白鸟库吉同时又认为自己“不是儒学的敌人,而是儒学的拥护者”。1918年他发表《汉文化的价值》一文,一边鼓吹日本人已把中国文化全部学完了、现在的任务是向西方学习,一边又提醒日本人西洋的东西并非什么都好，“儒教”应该受到尊敬。1930年他发表《日本建国之精神》的公开讲演,大声疾呼“日本人的精神便是吸取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教并使之在日本达到统一”。他还把“儒教”推崇为日本国家的基本精神。白鸟库吉自相矛盾的思惟是近代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理论上的真实反应。
津田左右吉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继承了白鸟库吉“中国观”的一个方面。津田认为,“东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性质截然不同。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没有任何,印度虽然把佛教传给中国,但佛教的影响并未使中国的民族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这种理论与近代初期日本所倡导的“脱亚”精神以及创造东洋概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理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显得有些“过时”。因为当日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霸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日本政府需要的不是脱亚入欧的理论,而是如何打“亚洲牌”的理论。1939年,当津田在东大
法学部讲演时,右翼学生质问他:“你全面否定儒教与日本文化的联系,否定日本与中国存在共同的‘东洋文化’……这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圣战’的文化性意义吗?”⑽。这里,右翼学生对‘圣战’的认识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单从这段问话中我们就能领悟到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及其中国观在20世纪3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变化。因为,第一,日本的东洋观此时已由“内指”转向“外指”,即已由与东洋划清界限转向强调东洋一体共同对付西洋了。第二,东洋史学作为“欧化主义”的理论基础已不适应“超越近代”以及与西方列强争霸的需要。第三,“恢复东洋的文化与传统”是为日本所谓的“圣战”及“大东亚共荣圈”目标的实现在文化上寻找理论根据。在这种形势下津田的理论受到冷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更主要的是津田对日本神代史的研究结果(津田称‘天孙民族’、‘万世一系’不过是神话而已)令军国主义者大为不满。津田的理论被右翼团体攻击为“大逆思想”，津田本人也被当时日本的法院判刑3个月并终身禁止其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