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6)
2015-06-22 01:00
导读：当然,战后50多年来,从论以及基本的角度来认真中国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关于战后日本人亚洲观的,最早在理论上以及方法论上着手进行研究的是竹内好。
当然,战后50多年来,从论以及基本的角度来认真中国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关于战后日本人亚洲观的,最早在理论上以及方法论上着手进行研究的是竹内好。1961年,他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中主张把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80年代后期沟口雄三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框架。沟口认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构中国学。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沟口指出,把中国作为方法(对象)来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多元领域。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要素,欧洲也是一个要素。他把中国作为亚洲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被相对化的马克思主义)看西方。沟口试图用从中国导出的价值观来替换东洋这一概念。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研究的中国不应停留在对象上,而应把中国自身再作为一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即通过把日本相对化来把中国相对化,进而再把世界相对化。他认为这样才能在主客体相对化的过程中摆脱欧洲中心史观,同时将追求日本主体性本身也相对化。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在研究中国与亚洲的方法论上的一个尝试、一种创新。
日本在研究和看待中国时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了长足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如,NHK在做过有关中国的节目后有关负责人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力排除想掌握这个国家整体形象的野心,我们只想挑战局部地区”。中央公论也认为,任何人所了解的中国都是个别印象,想通过一件事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小室直树在《中国原论》”中指出,正是中国的历史才是理解中国的宝库;佛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是拯救个人的,但儒教是拯救集体的。几十年来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认识对中国脚踏实地的研究以及实事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迁奠定了基础。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2002年11月28日,日本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书。这就是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在经过1年零2个月的研究并召开了32次会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最后书面文件《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新理想、新外交》。该报告书所显示的日本人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⑵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与强化。⑶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在对国际形势进行上述判断的基础上,该课题组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对日本及亚洲各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威胁。强调日本在制定未来的外交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日本的国家利益。并将日本的“国家利益”规定为:⑴维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⑵维持自由贸易体制。⑶拥护自由、民主、人权。⑷推进与各国民众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培养人材。但笔者认为,该报告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该报告书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树立新中国观的开始。因为笔者注意到,该报告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力度。课题组成员不仅将中国因素作为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征之一,而且不惜笔墨在地区性课题以及附加报告书部分论述其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甚至在资料中有关对华ODA部分也占有重要的篇幅。所以,笔者将这份报告书看成是即将来临的日本人中国观的第4次大变迁的信号。下面分析一下报告书中所体现的21世纪日本人“中国观”的新特点:
1、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
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来处理日中关系。虽然该文件没有把中国象美国那样定位在“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上,但却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同时,将中日关系定性在“协调与共存”、“竞争与磨擦”两种相反要素相互交织的框架之中。主张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冷静的心情”加以对待。构筑“敞
开心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于双方的“共同点”要加以扩展,对于“差异点”双方也要有勇气承认。两国当局要确立和提高“世界范围内的中日关系这一意识”。认为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