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5)
2015-06-22 01:00
导读：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加剧了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轻蔑的程度。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限于孤
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加剧了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轻蔑的程度。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限于孤立地位的日本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在亚洲的利益又开始寻找“脱欧入亚”的理论。因此,东洋这张曾被日本打过的牌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近代日本自相矛盾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在日本政府对待津田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津田发表讲演的同一年,谷川徹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文:“东洋与西洋”,对当时日本的东洋观进行了理论。他首先对东洋与西洋对立的现实意义提出疑问。指出“如果说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的科学与技术文化、包括我们从西洋引进的文化也应该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脱离我们的生活”⑾。谷川认为,在东洋与西洋的称呼中含有历史传统与文化上的意义是无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东洋各国即便过去没什么交往但却有一体感。可是,如果把东洋与西洋对立起来,那就必须回到过去,而“过去的东洋无法成为今天的指导原理”、“,尤为重要的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东洋的新秩序还缺少充分的现实性……(因为)日本立于亚洲文化前列的时日还太浅。我们对异民族进行统治、安抚的经验只有一点点”⑿。所以,他认为日本是在东洋的“大口号”下实施其侵略的真实目的。在当时军国主义者统治下的日本,他能以如此冷静的头脑与明确的语言透彻地分析日本亚洲政策的实质难能可贵。他告戒日本不要步当年入侵中原的异族人的后尘,因为他们“虽然征服了汉人,但不久就被汉人的文化所同化”⒀。
三、日本人的“观”
对于日本来讲,“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做‘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思想史的基础”⒁。但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3次大的变迁(第1次在大唐衰落之后,第2次在大明鼎盛之时),日本开始蔑视中国。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在日本人眼中重新成为“人类理想之国”,他们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样的中国认识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进入60年代后,日本实现了腾飞,而中国却在动荡与混乱中渡过了10余年左右的时光。日本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了近代的原点上。反应这种变化的代表性作品是长谷川庆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别了!亚州》一书。此书作者认为,“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在长期的当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⒂。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的要素。“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近代的高层建筑”。他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80年代福泽瑜吉撰写的《脱亚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指中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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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跟着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在亚洲推行他的“新战略”,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的作用。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即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过于衰弱。从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本就会面临危机。中国过于强大,日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其中,既有对中国强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如,有的日本人说,他不喜欢声讨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而喜欢出三国志、汉诗的中国。还有的日本人建议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把金钱与技术作为有效的武器,与中国建立战略式伙伴关系,而这种战略式伙伴关系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另外也有象石原慎太郎这样主张中国分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