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5)
2015-06-24 01:06
导读：他们还认为，世人所说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陆宗舆就指出，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
他们还认为，世人所说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陆宗舆就指出，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的例证。陆氏还认为，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正因为如此，他还认为，普鲁士与日本的立宪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宪，而是“乘战胜之余威，实非通行之定制”。
二 “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能否承受立宪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立宪派显然认为，在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外部危机的情况下，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各阶层的热情和对国家和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
例如，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认为，处于一个国际竞争的，一国的国民是否有竞争力是至为关键的，立宪制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乃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对国家负有纳税、当兵的义务，另一方面又从国家获得参政的权利。这样，就会形成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无不相关，在君主与民众之间，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关系。这样，一国的战斗、财富、文化均可迎刃而解。反之，如果不立宪，国民受拘束，不能自谋其发达，而国民之不发达，又使其没有竞争力，因而也无法立足于国际竞争之场。达寿以普鲁士、奥地利、日本为例来说明“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自存”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与此相反，立宪缓行派则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实行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这里，我们特别要介绍于式枚这个代表人物，他是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由于早在李鸿章办理洋务时期，他就随同李氏历聘各国，后来又出国担任清政府的外交官，预备立宪时期，他又就任宪政馆官员。由于他熟悉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人情，作为反对立宪激进派的保守派人物，在当时的士林和官僚中独树一帜，并有广泛。于式枚特别以法国革命作为例子，来说明立宪对中国可能具有危险。他指出，“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11）在他看来，立宪实际上必将导致积怨甚深的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参与，反而将成为反对政府的激进革命的催化剂。
为什么在这种危机条件下进行立宪是十分危险的呢？在于式枚看来，这是因为，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他指出，“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12）
于式枚认为，中国立宪改革可能造成的最大危险是，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自辛丑始昌言变法，自丙午遂定议立宪，其初心本于望治之切，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来日方长，坚冰可惧。”（13）
于式枚的这种判断，还基于他对中国民智和知识能力和教育程度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不信任。他认为，“教育未能普及即予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人情易动，则靖之实难。民智易开则愚之无术。”他还指出，即使象日本这样的国家实行立宪，也屡经乱民的扰动，最后，由于严治那些“故动燥急，煽变害安”的乱党，局势才得以平静。（14）至于中国在清廷的权威已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这种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是大有疑问的。如果没有这种权威，立宪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与失控。例如，拣选知县举人褚子临认为，从西洋来看，英国的国会之叛、法国的改革党之变恰恰证明，"国以众强，尤以众败”.。（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