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10)
2015-07-04 01:27
导读：17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这次转折并非一劳永逸。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并非从此漆黑一片。19世纪帝国主义高峰时代，曾经美好
17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这次转折并非一劳永逸。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并非从此漆黑一片。19世纪帝国主义高峰时代，曾经美好的中国形象，作为东方情调隐入浪漫的、纯粹文学性的幻想中。美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主义审美期望中复活了。这是另一种启示意义上的“孔教乌托邦”，其社会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是超验神秘的或非理性的。正如所有关于异国情调的幻想一样，是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我们认定有关中国的离奇神秘、异国情调的幻想，也是一种乌托邦。它放弃了启蒙运动中试图进入现实权力中心的那种政治冲动，以
美学的形式与现实形成“疏离感”，在现实权力的边缘反叛中心。审美幻想与既定现实的距离，是“自由的距离”。在那个遥远的浪漫空间里，幻想的主权可能瓦解现实的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基础。22
现代性既表示一段时间，又表示一种明确对应着该历史时间的观念。这种观念由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方面构成，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它出现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已基本形成。其中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意义是：以自由批判的理性为主导，追求知识与财富，通过与民主达成社会和谐，完成历史的进步。现代主义的核心意义是现代性造成的社会断裂，可以通过审美批判超越。23美好的中国形象的特定侧面，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期望中显现出来，遗憾只是的范围与时间都非常有限。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关于“他者”的想象性表述，其意义与功能，表现在西方文化自我向他者“投射”的关系上。正如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24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肯定否定两种类型间反复，实际上是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调节自身，实现其颠覆与批判、维护与确认西方文化自我的功能。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者是美好的、乌托邦性的，或者是被否定的意识形态化的，超越颠覆或整合巩固，意义都在西方文化本身。我们的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观察到中国形象的断裂与延续，看到话语意义变迁的“潜在的语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七
我们很容易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下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此定义的前提下开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将七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看作一个连续性整体，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延续变化但又表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的、由各种不同的印象、想象、比喻、象征、观点、判断等构成的织品。在这一整体性的中国形象话语中，许多思潮是纵横交错的，同一素材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中，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论是断代还是专题，都难以做到界限清晰，不仅素材是相互交织的，观点也相互关联。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中国形象的转化，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发生在1750年前后，启蒙运动的高潮时代。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依旧表现出两种类型，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