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11)
2015-07-04 01:27
导读：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黄祸”传说与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中开始，但同时也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黄祸”传说与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中开始，但同时也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让黑暗的中国形象边缘泛出光亮。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种最初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在30-40年代赛珍珠的小说与亨利·卢斯主持的《时代》、《生活》对中国的报道中，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但这段“闪亮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到60年代中国形象又逐渐由暗复明，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其中反复出现两种极端类型表现出的二元对立原则以及两种相反的中国形象对西方文化认同与超越的功能，才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宗旨。“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70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80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80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然而，新幻象在一夜间破灭，9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又进入新一轮的否定化阶段，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像世纪初的“黄祸论”一样，令西方感到恐慌。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可能断裂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甚至完全相反，也可能在变化中表现出某种原型的延续性。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2620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另一位研究者发现，20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27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前景产生怀疑。《被误解的中国》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点在30-70年代间。科林·麦克拉斯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修订版，1999）则写到90年代末，重点在20世纪最后20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20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两极间的剧烈摇摆，转折点在1989年。麦克拉斯认为20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世纪间最复杂的，明暗毁誉参半。28实际上我们从20世纪中国形象整体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整体上看，20世纪最后25年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恶化”的。80年代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故事的阴影中，90年代又笼罩在6、4事件与中国威胁的阴影下，在20世纪内，它是50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是1750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