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12)
2015-07-04 01:27
导读：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
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形象的。这种原型是具有广泛组织力与消化力的普遍模式，任何外部知识都必须经过它的过滤与组构，变成可理解的形象。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形象这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使任何中国的“事实”本身都失去自足性，必须在既定原型框架中获得改造与装扮，以充分西方化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滋养西方人的想象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国，这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或异域，只有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时，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
中国形象塑造了西方文化想象的异已世界。它帮助西方文化确定自身存在的位置、意义，确定他们自己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或许西方文化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现实，除非是中国成为一种虚构，成为他们能够观照自身、理解自身的幻镜，让他们从中看到他们欲望的天堂或者恐惧的地狱。在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像在19世纪殖民主义浪潮中一样，中国作为他者，依旧是被排斥、被否定、被贬低、被恐惧的对象。西方未曾改变，中国形象也从未被改变过。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极权主义倾向，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21世纪的第一年，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为中文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写的序言中说：“我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多少？把中国置于难以捉摸的神秘他者之境，这种貌似谦逊的姿态难道不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神秘化吗？因而惟一要做的诚实之事，就是以此“前言”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与这个他者建立起真正的关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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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可·波罗之前，西方就有关于的传说，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笔者在《永远的乌托邦》一书里，也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但这些传说毕竟虚无缥缈、难以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的传说，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一则是因为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发明”中国，一时间出现许多表述中国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或话语性，不外是重复强调大汗的帝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二则，此时出现的中国形象，不仅指涉明确、特征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大中华帝国的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期，虽然强调点有所变化。三则，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
2参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
3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斯记》（1436-1480年）。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文体有历史、游记、书信、语录体的记述（后者如《万国通览》），还有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既有高雅的拉丁语，也有通俗的罗曼语或法-意混合语。至于文本的，既有记实、也有虚构，而且经常是记实与虚构混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