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9)
2015-07-04 01:27
导读：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东方主义话语体制中表述中国，黑暗、愚昧、堕落、残酷、恐惧，永无变化的停滞与单一性，不可改变的野蛮……如此类型化的中国形
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东方主义话语体制中表述中国，黑暗、愚昧、堕落、残酷、恐惧，永无变化的停滞与单一性，不可改变的野蛮……如此类型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在传教士的社会历史著作中，出现在文学家的虚构作品中，也出现在哲学家严肃的思考中。不同叙述者可以有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背景，有不同的动机与，不同的本文形式甚至讨论不同的主题，但他们表现的中国形象，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西方从1750年前后开始经营起的反面的中国形象，最终完成在两次鸦片战争间，而且一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什么变化。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东方学作为一种学科知识是如何向政治权力领域“分配”的。构筑东方专制主义形象的是哲学与
政治学，构筑停滞的帝国形象的是
历史学，与此同时，
人类学视野也在构筑所谓中国的国民性神话，塑造出另类化丑化的中国人的形象，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格局中确立所谓的人种志特点。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反思19世纪人类人类学知识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时发现，它与西方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研究将西方赋予殖民地民族的种种“他者”特征“本性化”为所谓的民族性格，从而将历史秩序自然化。18
西方构筑的停滞专制的中华帝国形象，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造一个被否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不仅赋予西方帝国主义者以某种历史与文明的“神圣权力”，而且无意识间竟可能让西方霸权秩序中的受害者感到某种“理所当然”。这种定型化或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同时出现，不仅说明现实权力结构在创造文本，文本构筑的他者形象也在创造现实，巩固这种秩序。这是话语的权力层面。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表述西方集体无意识中文化他者的话语，都超越了所谓观念诉求的客观认识与真伪之辨。西方的中国形象，1750年前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最终不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是西方文化本身的变化；不是西方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西方的表述差异问题。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文化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的机制。
曼海姆对人类知识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发现，一切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其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者是乌托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其差别只在于知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的，而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实秩序的；乌托邦指向未来，而意识形态巩固过去。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过程与逻辑结构中，都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转化的范畴，与现存秩序一致的统治集团决定将什么看作是乌托邦（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思想）；与现存秩序冲突的上升集团决定将什么看成意识形态（关于权力有效的官方解释）。如果上升集团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成为统治集团，它曾经拥有的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意识形态；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乌托邦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可能取代乌托邦。19
曼海姆依旧在“知识”意义上分析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而保罗·利科尔则直接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分析运用到“社会想象”中。因为知识本身就在表述人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直接用“社会想象”可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就像阿尔杜塞用想象定义意识形态20。利科尔指出，社会想象实践在历史中的多样性表现，最终可以归结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乌托邦是超越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而意识形态则是整合的、巩固性的社会想象。社会想象的历史运动模式，就建立在离心的超越颠覆与向心的整合巩固功能之间的张力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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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与利科尔有关社会知识或社会想象的两极类型理论，为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解释框架。1750年之前美化的中国形象，是一种充分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寄托着西方文化不同层次的理想，教士、哲学家、政治家与商人们，都在用中国形象表现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不满与期望。启蒙运动后期，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乌托邦转化为意识形态，西方社会想象不再是用中国形象衡量并批判西方现实，而是以西方现实为尺度衡量并贬低中国。低劣黑暗的中国形象，从各个方面，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哲学，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证明西方向中国殖民扩张的正义性。如今，传教士反复强调中国人道德败落、心灵阴暗，证明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哲学家们一再分析中国社会贫困、政治专制、历史停滞，甚至种族低劣，这样，西方征服中国并改造中国，就成为文明征服野蛮、自由与进步取代专制与停滞的启蒙正义之举，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