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瓦解(3)
2015-07-04 01:27
导读：其次是知识结构的分化。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者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了解是整体主义的、混沌笼统的话，那么，到90年代，随着国学热、新的一轮翻
其次是知识结构的分化。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者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了解是整体主义的、混沌笼统的话，那么，到90年代，随着国学热、新的一轮翻译西书、
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加入到中国思想界和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学科化，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知识内部异常丰富的思想传统和知识结构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面对各种互相冲突、皆以「新」为标榜的思潮，知识分子的理论背景也迅速发生分化，形成一个个拥有各自知识场域（杂志、会议、体制化空间、文化资本、知识出身和生活惯习等）的知识共同体。在相当大程度上，各个共同体之间所借助的知识结构变得不可通约，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乃至于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这样，一旦形成争论，虽然具有共同的关怀，但各自所借助的知识结构是如此的差异，以至于争论更多地体现为相互的误读、无谓的外部冲突。
最后是目标诉求的分化。现代性是所有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但到90年代，由于改革过程中利益的断裂和知识结构的分化，问题变成不是要不要现代性，而是甚么样的现代性？现代性从一个历史目的论的普世化价值，变为众说纷纭的多种现代性。在不同的现代性元话语视野之中，本来具有自明的现代性基本价值，比如自由、民主、市场、公正、平等等等，如今也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内涵。这些学理上的争论又不仅仅具有学院的性质，在这些学理选择背后，又与中国改革的具体目标、方案和途径紧密相关，具有直接的实践品格。中国的改革目标究竟是一个个人权利优先的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还是一个优先考虑各社会阶层平等的激进民主的社会，或者是自由与公正兼顾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已经在现代性目标上，设下了多向的路标。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 分歧背后的共同预设
90年代的分化具有甚么样的性质？我们认为，这是现代性自身的紧张和冲突的结果。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思潮，就会发现启蒙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近代欧洲的英国，从亚当．斯密（AdamSmith）到洛克（JohnLocke）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法国情况比较复杂，伏尔泰（Voltaire）代表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思想，笛卡尔（ReneDescartes）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鲁索（Jean-JacquesRousseau）则是一种崇尚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即使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内部，各种启蒙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甚至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各种冲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
张灏指出，在五四启蒙思想内部，具有深刻的两歧性，他了其中四种两歧性的紧张关系：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10。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过的，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也同样存在着张灏所指出的五四思想中的紧张关系。90年代思想界的各种论争最初都是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其核心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由于启蒙思想内部具有内在冲突的性质和不同的思想传统，从80年代的「态度的同一性」，到90年代开始对现代性发生互相冲突的理解、反思、超越乃至批判。从其渊源而言，90年代的论争是启蒙反对启蒙、自己反对自己的论争。绝大部分90年代争论的参与者，都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带有启蒙思想的深刻烙印，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启蒙主义的拥护者，而且连他们的批评者，也将自己理解为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批判的继承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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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解放、发展、进步、富强、人权、民主、平等、公正，这些都是启蒙运动自我承诺的理想目标，然而正如柏林（IsaiahBerlin）所分析过的，这些启蒙运动所追求的诸美好价值并非是内在和谐的，而是具有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在一种理想状态中等价地实现12。这就是启蒙思想内在悖论的渊源所在。不同的启蒙思想，都是对某些价值的优先性选择，比如自由主义更多地侧重个人的权利，激进的左翼更强调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优先性，而后现代思潮则偏重于将个体从各种压制性的整体话语中解放出来。在80年代，这些理想和诉求都是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启蒙者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不和谐的内在性质，面对传统的国家集权体制，他们相信，只要冲决了这一网罗，就有可能实现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有欧美国家作为坐标的乌托邦理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