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瓦解(7)
2015-07-04 01:27
导读：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
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罗尔斯（JohnRawls）、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Giddens）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在政治上，在赞成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21。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
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22。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truth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作是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涵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作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韦伯（MaxWeber）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候，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
英国思想家鲍曼（Zygmunt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它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它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藉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