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瓦解(5)
2015-07-04 01:27
导读：1992年以后，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在市场方面延续并加快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步伐，却付出了改革滞后的代价。结果所形成的是从80年代就
1992年以后，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在市场方面延续并加快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步伐，却付出了改革滞后的代价。结果所形成的是从80年代就开始了的，到90年代中后期明显定型的三大变化趋势：第一，从政治形态而言，从全能主义的集权政治转变为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集权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在执政理念上照顾和体现民意的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按照康晓光借鉴金耀基提出的概念，这一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采取了一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15。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尊重和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精英们认同的基础上的。
第二，以此相适应，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则从一个总体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按照孙立平的，1949年中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精英阶级，这些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地方权力精英，虽然人数很少，却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以及与国家沟通能力上，差距愈来愈大，形成了一个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层16。这些断裂，不仅发生在精英与大众不同的阶层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阶层内部。断裂，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互相交往的整体，相反地，各个断裂层之间充满了忌恨和隔膜，缺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从而潜伏着冲突的危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三，改革的游戏规则从打破旧体制的多边双赢到资源再分配的零和游戏。改革本来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按照甚么样的理念改革，改革对谁有利，成为90年代改革的突出问题。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而政府本来应该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调解者，但在地方政权一级，本身也利益化，与地方的强势精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无法介入改革决策的民众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改革的游戏规则从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
在所谓的市场竞争、适者生存的理念指导下，造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一方面是极少数的所谓竞争得胜者，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成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的失败者，他们只能得到改革后的残羹冷饭。正如秦晖所分析的，所谓的赢者通吃，在中国不平等的市场规则之中，实质就是权者通吃17。对于上述改革以来发生的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对这一现状不满，并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源在何处，又往甚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改革和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一分歧突出表现为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甚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三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到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的性质，因为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