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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自我瓦解(8)

2015-07-04 01:27
导读: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反而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争论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交往理性和批判精神。
注释
1关于80年代思想界的情况,参见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所),1998年12月号,页4-13。
2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学人》第1辑中有关专题笔谈(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这场学术规范的讨论后来在《中国书评》(香港)上继续延续下去,但意识已经渐渐淡出90年代初十分尖锐的现实反思品格,而具有了更多的学院性质,有关讨论详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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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激进与保守论争的主要观点,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188-222;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页17-27;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页134-42;余英时:〈再论中国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页143-49;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迷惑〉,《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37-40;傅铿:〈大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神话〉,《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44-47等。
4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丁东、孙峯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5参见萧夏林编:《忧愤的归途.抵抗投降书系:张炜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萧夏林编:《无援的思想.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愚士编:《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6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北京),1994年第3期,页104-109;陈晓明等:〈后现代:文化的扩张与错位〉,《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页62-69;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长春),1994年第2期,页10-20。
7参见《中国季刊》,1992-1993年卷。
8参见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参见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10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出版社,2002),页251-79。
11汪晖认为,「新自由主义」扭曲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自己才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但在他看来,正是那些不与权力和资本关系妥协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其实正是1980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参见汪晖:〈「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6月号,页1-65。另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另一代表者甘阳,也拒绝承认新左派的污名,他认为被称为新左派的,实际上是一批「自由左派」,暗示了他们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参见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明报》,200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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