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5)
2015-07-09 01:11
导读：小 1919年 河北丰宁 教师家庭 加学生运动。1937年去延安，曾在马列学院学 川 习。1954年起，任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 秘书长，后被撤职。 贺 抗战爆发后，
小 1919年 河北丰宁 教师家庭 加学生运动。1937年去延安，曾在马列学院学
川 习。1954年起，任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
秘书长，后被撤职。
贺 抗战爆发后，随所读中学流亡湖北、四川
敬 1924年 山东峄县 农民家庭 。1942年去延安。50年代初，在戏剧部门担任
之 编辑和领导工作。80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
李 1928年 河南洛阳 农民家庭 50年代初参加工作，后回乡务农。后来到
准 河南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浩 1932年 天津宝坻 农民家庭 50、60年代任基层干部。文革中，任
然 北京市文联主要负责人。
姚 中学毕业。解放后，曾长期在上海卢海区
文 1931年 浙江诸暨 作家兼书商 、《解放日报》任职。文革中发迹，在北京担
元 家庭 任要职。
李 50年代就读于山东大学。因“批判”红学
希 北京郊区 家俞平伯受到毛泽东欣赏，毕业后到北京工作
凡 。曾任中国院常务副院长。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20～7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留学生，曾受到晚清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思潮极深的。归国后，他们与另一批由破败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青年汇合，通过上海这个新文化中心，把左翼激进思潮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城乡；一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和解放后培养的工农作者，他们人生的选择与中国革命的具有某种“同步性”，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左翼文学思潮的本土化走势和文化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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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大多来自中国的中、下等社会阶层，例如“中等地主兼商人”、“破落官绅”、“中、小商人”和“农民”等家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急剧动荡之中，社会的中、下阶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人生境况”对出自其中的左翼作家们性格气质的发展和思想定型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家道中落”，茅盾1916年不得不中断在
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业，入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位普通译员。田汉在长沙读师范时，他母亲在丧葬用品店扎过“喜花”，在织布厂当过“过纬纱、打锭子”的临时工，摆过茶摊子、杂货铺，“母亲这种挣扎自立、为儿子牺牲的精神，使懂事的田汉又感激又难过、给他心灵上的撞击是沉重的。”[6](P67)因无家庭资助，钱杏ｃūｎ@①、蒋光慈一直在拮据的状态中从事文艺创作和批评。据周扬夫人回忆，30年代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7](P59)选择左翼激进的文学立场，并不是出身寒微、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必然和唯一的选择，某些与他们经历相同而加入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青年，如沈从文、废名等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但这种人生“境遇”确实易于与抨击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在心灵的深层次上产生孤愤、失衡、扭曲、反抗的心理和社会情绪，与前者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该表提供的情况，还可以看出：
(一)不仅社会职业、经济收入，而且作家的地域范围也有很大变化。在统计的21人中，除茅盾一人外，郭沫若、成仿吾、田汉、钱杏ｃūｎ@①、李初梨、茅盾、将光慈、胡风、冯雪峰、瞿秋白、周扬、邵荃麟基本都是回国后失业，临时在大学兼课，或在一些办办停停的刊物做编辑，写点文章，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来源，生活经常处于窘迫和飘零之中；张光年、郭小川、贺敬之、柳青、赵树理、李准、浩然、姚文元、李希凡，有的开始文学创作时是流亡学生和青年，有的童年在贫寒中度过，有的直到解放后才有了工作，考上了大学。20至4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受挫”进而因异族侵略产生“危机”的时期，缺乏宽裕、稳定的生活，紧张而冒险的经历，使之对社会、人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体验更进了一步，他们的文学意识、文学创作逐步向着重实践而轻幻想，厚本土而薄西化，崇集体而忽视个体的倾向发展和倾斜。这种倾向，在解放后更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而走入了深沉和体制化。另外，入表作家的地域还表现出由现代化起步较早的沿海、长江流域，向传统、闭塞和落后的内地，例如从浙江、江苏、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向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转移的趋势，这与中国革命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由抛弃西方化而转向民族化的趋向和选择是一致的。而这种“转移”，正好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本土化”和传统化”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