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6)
2015-07-09 01:11
导读：(二)这些出身中、下层，实际也从未真正有过“学院”和“书斋”体验的作家，对中上层社会抱的是敌视的态度。当激流涌来时，它便容易作出告别都市走
(二)这些出身中、下层，实际也从未真正有过“学院”和“书斋”体验的作家，对中上层社会抱的是敌视的态度。当激流涌来时，它便容易作出告别都市走向乡村、告别个性而选择大众、告别幻想而投身革命的抉择。郭沫若、成仿吾和茅盾曾有投身北伐革命的经历，其它30年代作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后来也都有过“参军”、“土改”的人生实践。在他们的作品中，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与“腐败堕落”、“风花雪月”和“资产阶级”等说法联系在一起，相反，下层的工农和士兵则成为被歌颂、赞美的对象。这也决定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解放后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后，仍然会按照此类社会情绪、思想模式来制订和执行符合这一标准的文艺政策与管理方式。
(三)这批作家中，年轻的一代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资深的一代虽然留学日本，或上过大学，所学专业却是医学、工科、俄语、学等偏于“实用”的学科，这些学科不属于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范畴。这使他们在与社会实践结合时，往往采取一种“实用”、“直接”、“迅速”等急功近利的态度。也使他们不那么满足“边缘”，而向往和羡慕“中心”的文化地位，对文化“霸权”和语言“强势”情有独钟。比如，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成仿吾、钱杏ｃūｎ@①曾指责鲁迅等人是所谓“封建”和“落伍”作家；在“第三种人”和“两个口号”争辩中，胡风、冯雪峰、周扬、瞿秋白等为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发表了许多批评文章；茅盾、周扬、邵荃麟等40、50年代参与过对胡风思想的严厉批判；李希凡50年代敢于向俞平伯等“反动学术权威”挑战，姚文元60年代则直接对周扬、邓拓、吴晗等身居“高位”的人士发难，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的过程中，左翼文学表露出它鲜明的“反传统”性格；在它的反性中，又包含着消解传统秩序(上层社会、等级制)、人格修养、尊重学识和与传统文学“断裂”的现代性的人文特征。这使他们的文学实践，成为一种典型的“斗争”实践：斗争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斗争；但斗争又意味着人格的某种分裂，由人生的失败而怀疑自己原来的追求。田汉、钱杏ｃūｎ@①、茅盾、周扬、胡风、冯雪峰等都是如此。左翼文学思潮的“斗争”，一直贯穿在当代文学的脉络当中。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 当代文学的双重性格
由于如此，当代文学在其中，又体现出一种双重性格，和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正面与反面，审美与反审美。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对当代文学的历史选择和本质特征曾做过这样的概括：“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直接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8](P21)在这里，周扬使用了两个重要概念：“现代民族国家”和“执政党的文艺政策”。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成为现代文学基本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考察它历史走向的一条思想线索。1901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提出的“文学救国”的观点，周氏兄弟在世纪初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和之后现代文学的扬弃与发展，无疑显示出几代作家对这一富国强民的现代化目标的顽强追索。在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地位的30、40年代，它的文学目标尽管与前者有所不同，但仍然处在这一历史趋势之中。1949年后，随着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它的文学理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9年，周扬就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和观点”，政策，“必须直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自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必须与学习马列基本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结合起来。[8](P23)在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实践中，于是出现了基本的一个母题和矛盾：既然已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那么受梁启超、周氏兄弟文学观的现代文学，很就应该变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认同而为对领导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执政党的文艺政策的认同；“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于是，人们就会这样理解：在新社会，每个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的阶级地位所左右，对这个阶级基本政策的态度，便被视为对该阶级的态度。于是，晚清和“五四”所确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和思想目标，在此过程中遭到了“消解”。鲁迅在投身文艺之始，曾思考过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可以说，鲁迅提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两个重要侧面：个人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个人的现代化即精神的觉醒，国家的现代化就缺少根本的基础和前提；而国家的现代化，又是每个个人的现代化获得充分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是要求个人与集体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磨合、协调并符合理性地发展，不是强求“个人”对“政策”的绝对服从，更不是以牺牲和压抑个人来确保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既然不能全面地理解和包容“两个现代化”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那么，就只会造成它们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加剧当代文学内部的冲突和矛盾。这是当代文学发展中政治运动频繁发生，时而“纠左”时而“反右”和忽冷忽热的主要社会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