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7)
2015-07-09 01:11
导读：当代文学的“释义”，其根据是对革命道路“真理性”的解释。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
当代文学的“释义”，其根据是对革命道路“真理性”的解释。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9](P698)“新”与“旧”的甄别，实际已包含了审美的体验，所以，当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揭示中国革命选择的正确性，这段论述已不单单是一个“范畴”，它还是一个“审美范畴”。作为对中国革命的形象演义和历史叙事，当代文学本来就负有使之美学化的特殊任务。比如，在关于当代文学作品评价中，人们经常可以读到诸如“史诗般的”、“革命历史画卷”、“民族气魄”、“民族色彩”、“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纪念碑”、“血与火的考验”、“英勇斗争”、“雪山草地”、“井岗山的烽火”、“朝霞”、“红日”、“延安窑洞的灯光”、“暴风雨般”、“可歌可泣”等经过审美化处理的政治性修辞。正如周扬强调的那样：“文艺发生作用的范围比过去是大得多了。作家、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题材，利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服务于这个伟大的。”[2](P475)因此，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被确定为：一用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学形象，替代旧的“腐朽没落”的文学形象，以实现批判旧文化和封建主义“糟粕”的目的；二使思想和文学作品发挥“震撼人心”、“形象生动”的审美作用，成为一部“”、“规范”人民群众生活的“教科书”。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审美的。毛泽东指出：“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根据这个判断，他反对“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而主张“无产阶级人性”。而这一充满政治含义的“人性”观，又被浓缩到“爱无产阶级”这个狭窄范围，在50、60年代的文艺中，则被具体确定为“爱祖国”、“爱党”和“爱人民”的“三爱”。至于什么是文学的审美，毛泽东早就认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因此，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才是“艺术标准”的观点，[2](P868)建国后便成为指导当代文学的权威意见。既然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也即“政治标准”在审美的判断上具有优先权、否决权，那么，真正独立的文学审美现象其实是难以存在的。人们发现，在50～70年代文学中，尽管作家对突破“人性”和“审美”的禁区在不同阶段做过顽强努力，但最终都因更严厉批判的压抑而夭折。例如，1951年有些作家因为探索进城后“革命者”心态的变化，而招致了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指责；1958年，在批判巴人、钱谷融“人性论”之后，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完全违背人性，也扭曲了基本文学审美原则的大跃进民歌；1962年，邵荃麟、赵树理等人坚持的写“中间人物论”再次受到压制，随后，“阶级斗争”便上升为文学创作的普遍原则和“根本”。由此，所谓“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和形式的统一”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指导方针，因为在当代文学实践中的失败而变成一个的“超级神话”，它使左翼文学的某些理论陷入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非常尴尬的境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正像政治目的驱策下的“内容和形式”不能真正“统一”一样，当代文学的双重性格在本质上实际也是矛盾的、分裂的。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卓越的诗词创作与文艺论述在审美观的对立上，也表现在以周扬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作家的文艺修养与文艺观的分裂上。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和自我冲突的特征，可以用于对左翼文学思潮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文化性格和审美倾向的广泛考察：信奉“矛盾/统一”的思想原则，使当代文学在特定时代充满了对自己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想象与现实的剥离，则使当代作家陷入到虽然被认为表现了“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又不是真实的“生活”的二难境地；激进的文化要求可能孕育的，恰恰是陈旧、封闭与落后的社会内容，等等。在今天，难以超越自己时代的“矛盾与分裂”，也许是我们观察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历史深度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