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孔子与《春秋》(2)
2016-01-20 01:22
导读：自笛卡尔革命以来，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海德格早就注意到这一症结
自笛卡尔革命以来，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海德格早就注意到这一症结）。“上帝”的领地在不断萎缩，最后终于出现马克思主义这样包罗万象的伟大的形上学体系。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仁慈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君临天下的“理性”终于将偌大一个世界解释得天衣无缝。而事实上越是天衣无缝，也就越是远离真实－“理性”尚未意识其能力范围，强不知以为知。此乃近世西哲之通病。在主宰面前，伟大的思想家和众人相比不过是大一些的孩子。何时“理性”意识到自己并非全能的“上帝”，学会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哲学现在遭遇的困境也就迎刃而解。近代西洋哲学一直通过弥缝幼稚的基督教系统的方式缓解日益成长的“理性”造成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危机；而因其缺乏对“性与天道”的了悟，所有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研究对象。即使是作为近代西洋文明之反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例外地感染其母体之痼疾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破产之际，马克思注意到的“异化”现象已经从工业制度领域扩散到了文明生活的所有领域。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理性”较早发生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成熟而合理的天道性理结构，这正是前汉以下哲学采用注疏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根本原因。
近代西洋哲学一直担负着寻找理性时代之“上帝”的重任，而不论是“实践理性”、“生命意志”还是“绝对精神”、“历史规律”都扮演不了此一角色。新的“上帝”在哪里呢？德日进和熊先生都注意到在生物界累级演进以迄人类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驱力，而人心为其自我意识。从古代世界的原始群落以至近日巨大的文明系统，它所体现的必然趋势正推动着人类由分而合、共趋大同。这力不象“绝对精神”那样没有人身、自在自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认其存在。联系“天下归仁”与公羊三世义来看，孔子的“仁”大约即是这神秘的驱力。“仁”乃“欲”之反对，标志着动物界自然进化达于反动阶段。在自然状态下“仁”须隐藏自身，而在人文状态下“欲”须隐藏自身，“仁”则显现为人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这历史文化精神幻化为各民族之“上帝”，提撕人性使之向上超拔。“仁”、“欲”相反相成，一文一质，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德国古典哲学恒言“恶”为历史发展之动力）。而当文明的历史达于“仁的自觉”之时，人类因其心中之历史文化精神开始发生自我意识逐渐挣脱“欲”之束缚（所谓“人文化成”），从而日益减少必然状态下的文明进化所需索取的巨大的代价。将来的
生物学家与人文学者应当通力合作，以科学论证的方式描出“仁”的尊容，从而寻到一位有可能为所有的文明系统所接受的理性时代之“上帝”。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孔子的“天”用得极有弹性，有时大约指“仁”或“元”，有时似指“客观必然性”，由此衍生孟、荀两家之“天论”（实同名而异实）。倘若能熔《论语》、《易传》、《中庸》以及孟、荀、董、马、何之学说于一炉，再参考熊先生晚年的翕辟论，大致即可恢复孔学之原貌。孔学乃一部中国思想史之源头活水，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仍可抄袭宋儒返本开新之故智，由原始儒学的重新诠释而获得新生。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民族皆只有一度之兴盛，而唯有华族长盛不衰达数千年之久。盖因其由“仁教”而得道，从而超脱了自然法则之机括“德”与“福”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唯有国族这样永恒的生命体方能印证其存在－这一关系在信仰时代可由“上帝”保障，而在理性时代则需以哲学论证的方式说服“理性”。我在“孔子与《春秋》”中批评了基督教教义，不是站在儒家或中国人的立场上讲的－一旦沾染文化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就失去了批评一个文明系统的资格。完全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的。文中所说的“孔子”乃一种关怀人类之得救超过了自身之得救之新人的代表，所说的“中国”乃一种将人类之福祉视为最高利益的新型的国家。自觉地服从“仁”的指令的新人和新的国家代表了人类自作主宰的高贵的生命意志，也正是未来世界希望之所在。将“人”的命运拱手交给上帝安排的想法十分可怕，因为真实的“上帝”（客观必然性）并不象《圣经》所说的那样对人类脉脉含情－如果不能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人类会在永生的憧憬之中坐失彻底解决今生今世所面临的困境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