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孔子与《春秋》(3)

2016-01-20 01:22

导读：此文有些地方借用了庄子的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确实不够严肃；但在涉及学术史的部分还是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我将“笔则笔、削则削”断为

此文有些地方借用了庄子的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确实不够严肃；但在涉及学术史的部分还是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我将“笔则笔、削则削”断为“剪辑”就参考了《公羊传》“常事不书”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的说法，《传习录》的意见以及阮芝生先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一书的研究成果。又如“据乱世”之《春秋》学演变为“升平世”之《春秋》学代表了战国晚期至前汉中国学术思想发之大势“一说就综合了自己做的《春秋》类著述之比较研究、康梁师弟关于大同、小康派之判分、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对儒家与诸子关系的探讨、汪中以来有关荀子与经学关系的研究、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关于荀学与法家性相判分之研究以及汉人的一些传统看法如诸子皆为经传而《春秋》为六艺总纲等等。没有耐烦做详细的考证。上述观点仅为一时之灵感，并非成熟的意见，所以前面讲明是”冥想“。这么写法自然不合规范，只是一动笔就把什么都给忘了。只顾自己痛快，很少虑及他人之阅读习惯；替人家想多了，胸中郁积的闷气就吐不出来，害得自己难受。您劝我都是为了我好，心里明白，以后会小心的。

我对学术史上的孔子与《春秋》是这么看的（全是假想）：孔子可能曾以七十子为核心组织过一个强大的教团（故夫世以儒墨并称），志在代周而兴，确立某种凌驾政权之上之教权（《说儒》中提到的预言诗或为孔子自作也未可知）。其势之盛直可震动当代之超级大国。当时的世界沧海横流，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成为政治家的日常用语，天下诸侯朝不保夕。孔子以”六艺“培训政治人才，于诗、书、礼、乐之外另编《大易》、《春秋》（此《春秋》乃孔氏平日之教材，不可能为临终前夕编订的《春秋经》）。二者无非是乱世之政治学教材。这部《春秋》的内容由《左传》可以推知或即《左传》的叙事文字，如此方可讲授政事，言语二科。孔子之门人弟子后来遍布各国政界，隐然形成一大政治势力。诸侯得之必增臂助，何以”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为行理想甚至不惜与人所不齿之”叛臣“合作普天之下又有谁人敢用？孔氏周游列国，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可以控制中原政局的晋、楚两国，最终失意而归。晚年孔子修订”六艺“以为新的王纲《诗》《书》为”太平世“之王官学、《礼》、乐为”升平世“之王官学、《易》、《春秋》为”据乱世“之王官学一以心性工夫之深浅为等差。临终前夕他将《春秋》所载诸侯乱纪败德之事勒为一编－－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经》。孔子将不可书见之”大旨“口授亲近弟子，内容包括一套制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法以及通权达变以趋大同之政略。《春秋经》兼摄经权、总纲六艺，代表了孔子之道身，此即”素王“之意（思想性人物常以其思想为永恒的生命）。熊先生《读经示要》以为《大易》、《春秋》”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易象》、《春秋》原属”周礼“系统，为孔子离析以为新的王官（其独立的”王官“地位至战国之世才为学术界所公认）；二经经文皆为”空套“，而真实内容隐于”传记“（此即”述而不作“之本意）。是时中国因信仰危机引发长期的政治动乱（日本汉学家三十年代即有此论），诸子开始起而创教，”家言“纷起。唯有孔氏深谋远虑，利用华族崇古心态以”官学“形式伪装”家言“以俟乎重新统一天下之”后圣“其心思智计之深长直可震古烁今。害得日后中国最优秀的头脑为之猜了两千年的笨谜允为”至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历史还给这位超级天才的公道；诸子虽然各有神通，遇上圣人，就只有自认晦气。历史上的孔子乃一罕见的具有高度黑格尔式辩证心智的思想天才。其门人弟子很难想象他一样做到将完全相异的心理质素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不发生心理学上所说的”人格分裂“，这大约就是后来”儒分为八“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