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孔子与《春秋》(4)
2016-01-20 01:22
导读:大致而言,孔门”诗书“一系后流衍为墨学、道家-玄学-中国佛学三系、孟学-宋明理学;”礼乐“一系流衍为刑名家、荀学-两汉经学--乾嘉考据学
大致而言,孔门”诗书“一系后流衍为墨学、道家-玄学-中国佛学三系、孟学-宋明理学;”礼乐“一系流衍为刑名家、荀学-两汉经学--乾嘉考据学;”易春秋“一系流衍为阴阳、兵、法、纵横家、黄老之学及中国史学。孔氏立教之宗旨仅为少数亲近弟子所知,由此衍生日后之经今古文学之争。尊奉”素王“的儒家(主要为孟学、公羊一系)付出血的代价,终于征服秦汉帝国(”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位”文王“或许就是”王正月“之”文王“)。灾异、谶纬之说恐为当日儒家在政教之争中使用的手段(就造作者而言),并非思想史上的材料。董仲舒就想用这套把戏”以元统天“,结果看错了对象-汉武帝何等聪明,只和吕步舒核实一下就让董道士露了马脚。《太史公书》仅仅暗示了一些内幕,因为有些话实在不便端到台面上讲。司马迁在称美”春秋笔法“之时未尝不是在暗示他的史记笔法。
我想和先生说一下自己研究先秦两汉思想史的心得,错了您别
笑话。
1、这段思想史的研究至今尚在谜山雾海之中,其中存在许多断环。现存资料仅为原始资料之一小部分-研究之时时刻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之蔽。
2、学术史研究是给历史上发生的学术案件进行断案工作,有些永远无法覆案,只能提出较为近真的假想。最好的方法是在形成构想之后努力寻找于己不利的证据,通过否证方式补充完善,直到说服自己为止-以分析论证的方式说给人听不能作数,因为一条可靠之反证即可推翻所有有利的证据。学术规范一如字帖诗格,过于注重有时反生弊端。
3、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近代学术史的论断乃当日之”证人陈述“,弥足珍贵,应以之为重要依据校正我们的学术史研究-有时就是无法理解也要接受。现在的史家人人都能拿出准确无误的证据自圆其说,对存在大面积空白的上古史作了明晰的论定-问题就出在这里。当然,古人之说也要区分其可信度。比如,在《左传》与《史记》抵牾之处,我往往信任《史记》。《左传》并非客观的历史记录,有其主题思想,有时会用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作者想说的话。太史公见过《左传》,其取舍自有道理。我虽不知理由何在,但完全信任他的判断力-一位优秀的史家就是一位优秀的法官。可信度自然只是相对而言-太史公也会判断失误,其书也可能为后人所改窜但不会象康、崔辈想像得那么离谱。刘歆若是改窜了《史记》,哪里会对《左传》”获麟“后的记载手下留情?康、崔完全是疑心生暗鬼-要指望这样偏心的法官断出公正的案子简直是缘木求鱼。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4、孔子乃笼罩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思想巨人,其心智之复杂必有出人度外者。研究之时不可存有任何先见。
①《论语》自然紧要,但依其内容判断乃德行科之材料,未必反映孔学之全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三千弟子有的不远千里登门求教,付了学费却不好德-孔氏如果仅为一道德教师,怕连学费都收不上来。朱夫子编了一套四书,就因没有自问”何以为纪纲“坏了几百年的中国政治。蒙古人来了,满洲人来了,西方人来了,当世界变得不道德的时候,中国君子仍然将自己闭锁在道德化世界之中。这道德化世界无非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封闭的想象系统,其防御机制不断拒斥或过滤来自外界的信号,使人置身于白日梦的情境之中。而当外界信号强烈到足以摧毁该系统的防御机制之时,白日梦者便在顷刻之间被唤回冷酷的现实世界。此其所以两宋明清四朝皆以一出《桃花扇》收场。现在的中华民国不过是明清中国之残余,弄到最后连虬髯客都不知该怎么做-所有代表正统中国文明的政权无一例外地因为文明的内在弊病做了陪葬。佛、道是山林哲学,而儒学乃庙堂哲学,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客观现实-马列主义入主中国正是出于对空谈心性之宋明理学的反动。王船山从亡国的惨痛中领悟出”即事见理“这四个字,真是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深刻的教训。最终仍然扭转不了局面。述朱者众,知王者希这不仅是船山的不幸,也是中国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