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政治的新论证(3)
2016-03-07 01:03
导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德（现象、子）与道（本体、母）的关系，即生成论意义上的源于道与存在论意义上的归于道。这两点实际几乎可视为古代中国各种学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德（现象、子）与道（本体、母）的关系，即生成论意义上的源于道与存在论意义上的归于道。这两点实际几乎可视为古代中国各种学术和思想所共同认可并崇信的前提性文化公设。这种文化公设不是出自某一天才大脑的思维创造，而是基于整个族群最初生活的体验，因而成为共享的不言而喻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无可置疑的逻辑力量。
如果说道家观念系统源自对图腾原则及其思想义蕴所做的线性继承的话，儒家的观念系统则是对图腾原则及其思想义蕴进行转换性创造后的转俗成真。在图腾崇拜的观念中，崇拜者（人）与崇拜对象（物）间的联系只具有自然生命的意义，而极少具有人文意义的蕴含（当然，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原则对现实中的某些现象进行批判所释放的人文意义应另当别论）。儒家异于是。他们从自己的现实关注出发，吸收继图腾崇拜之后兴起的祖先崇拜、功烈崇拜和圣贤崇拜诸宗教形态所凝聚的人文价值颗粒（如“祖有功，崇有德”），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本体”的理解，从而大大拓展了道与德两个概念所固有的理论空间。唐君毅将原始天神信仰与孔孟之天道观念比较，认为“二者之同点即天神与天道皆为万物共同之本原 ，遍在万物而永恒者，且同为至美而启示道德命令者。”他所谓的“天神信仰”含义颇模糊 ，但他以天作为儒学的最高概念又比黄文山的道更贴切一点。[7]
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事件是殷周之际的“小邦周克大国殷”。张光直先生对此有分析。[8]
“有命在天”的商纣政权的失败使 得天（道）与人（得）的血缘纽带（得自图腾的马那与得自天的“命”应该都属于某种遗传质素) 断裂了，因为天没有眷顾自己的“亲”殷商。于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是观念应运而生。
中国大学排名 既然由得而来的德不再只是单纯的Nature，更是作为Virtue的懿行，那么，从天人合一的大前提逆而推之，天具有义理的属性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再把想像的翅膀张开，这个义理之 天作为万物之所自生，其品物流行自然也不再可能是如道家说的那种“莫之命而常自然”的 生，而必定是有意识地“命”或“令”了。
这一基于对现实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需要而进行的理论改造，其结构性意义在于，反映在道家道德说的图腾原则其重心是落在道（图腾）之一维，由于这个道不具有社会生活的规定性， 以它为起点和终点的道椀聴道之循环便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生命系统或过程。 而在“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人学说中，重心已被移置至德（人）之一维，由于这个德具有社会生活的规定性，以它为轴心的道椀聴道之循环就因开启了一条通向现实的门径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生活系统或过程。儒道的这种差异从它们对不朽的理解可以看得 十分清楚：儒家讲立德、立功、立言；道教(其哲学基础为道家学说)则追求肉身成仙。
应该指出始终未能“理性化”的，在我看来，是一与人的贯通，即不管是以天摄人还是以人释天，天人合一乃是变中之不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套用韦伯的解咒（Disenchantment）概念来阐释这一思想观念的变迁。实际上儒者并无意解构天的威权，反而有意无意地希望借助有其神魅为自己所崇奉的价值原则作护法。因为在当代社会的思想环境和知识背景中，对天 道的敬畏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对客观规律的服从。《尊德义》正是以此展开其论证。“尊德 义”的深意在于“明乎民伦”。民伦亦谓人伦。《成之闻之》：“天降大常，以理人伦。”民之伦就其不以君主的意态为转移而言它是客观的，就 其具体内容本之于天而言它是神圣的。正因此，它要求“为人上者”“去忿戾，改忌胜”， “治人伦以顺天德”。民本君末，底定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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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与恒有论者将恒解为“德性”[9]，篆文恒字作从心从舟，徐锴《说文系传》云：“二，上下也。 心当有常。”恒作常解在战国文献中较普遍。
“德者得也”，指得自图腾的某种遗传质素。“同姓则同德” 。部落社会，相同的血缘和地缘自然意味着较多的交往，较深的情感和较多的共同利益。对此形成自觉，自然显发为善意和德行。所以，德在早期也与Virtue具有一定内在关系，其具有与“刑”相反的政治内涵即是证明，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 夷”等。这是得(德)外在于图腾原则的自发发展。在殷周之变后，当它被思想家整合到天道 人情的观念系统之中以后，德的这种历时性递进关系（由得而德）被转换成共时的相互缠绕关系，即作为Nature的得与作为Virtue的德亦分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