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智论看禅宗发展(3)
2016-03-26 01:00
导读：薛元初（太春）"习举子业，始见老，庄书及《维摩》、《园觉》诸经，辄以孔孟之语解之，一夕豁然有醒，自是慧辨无碍。"（１６） 杨起元（贞复）"居
薛元初（太春）"习举子业，始见老，庄书及《维摩》、《园觉》诸经，辄以孔孟之语解之，一夕豁然有醒，自是慧辨无碍。"（１６）
杨起元（贞复）"居闲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鉴之风，遂结屋韶石。"（１７）
然而当时江南大批禅信者，并没停止在谈禅，交禅的程度。而在强调"本心"、"护念"的大旗下，骂佛，童心说，维护个性、情感的理论都粉墨登场。更有甚者，走上了纵欲的个人享乐主义的道路。就以前述的达观为例，《万历野获编》记载说：（达观）"心佻达，不拘细行"。既赴宴，又观戏，还有几个穿红着紫的侍者，得了个"摩登鸠摩罗什"的浑号。还有当时非常有名的理论，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养了十几个婢妾，但将来决不妨碍我们超生西方极乐世界（１８）。
此都是由当时"致良知""我心即佛"所衍生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反智识主义气氛最浓重的明朝，上述现象的出现毫不为奇。禅宗信徒完全抛弃了佛教的传统，以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为目标，掀起了思想界的层层异潮，称之为"狂禅"。禅宗的反智识主义至此达到了其顶峰。
四：结论与结局
禅宗作为本土化很浓厚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印两种哲学的混合物。因此要考察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必须全面从两国哲学文化中求索。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法家的反智识主义气氛最为浓厚（１９）。尤以道家对禅宗影响最大，翻开老子《道德经》，关于反智识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
虽然道家的反智识主义集中在自然层面和政治层面，对于佛教关注的心性层面涉及很少，"但禅宗把反智识主义从自然层面统一到了"宇宙精神"和"自家精神"。它把老子的"道"转化成一种不可言说，无所执著，只可体悟的内在精神。"（２０）即慧能门下最喜欢用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似一物既不中。"另举一例，"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翁，不知枰畔星（２１）。对于佛教的最高教义，回答却玄而又玄。但这就符合无所执著，只可体悟的禅宗精神。是对
中国哲学的继往并又进行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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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一方面从道家中汲取反智识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以它所传播对象来看，基本上是以下层民众为主。在古代中国，知识获得不是普及的，被特权阶级所特享，因此，禅宗所面对的，是知识程度不高的大众，这个禅宗带来了两大难题，一：如何避免阅读书本而得到"真理"二：如何避免"终极理想"的遥不可及。为克服这两大难题。禅宗不得不摒弃"智识主义"（至少对于市民阶层），采取"反智识主义"这一终南捷径。
当时，六祖慧能身处曹溪说法，强调"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的简便法门。（２２）摒弃了求知于书本的必要性，强调"西方世界"的可见性，使得禅宗在当时社会大获成功。这正是禅宗针对其对象，采取"反智识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此相反的时，慧能弟子神会，其后北方传法，虽在一定时间极其威赫，但时间不久，便日趋衰落，最终连后传法脉都不可考，虽然有"武宗灭佛"的因素，但与其缺少一定的社会基础，"反智识主义"的禅法无法推行也不无干系。和其同时，南方的禅宗却仍然发展的如火如荼：南岳怀然和青原行思二派。其盛景可引《景德传灯录》卷六刘轲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橦橦，不见二大夫为无知也。"他们两支继承了慧能"反智识主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另作一定发展："全身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根强调从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政悟自己本来是佛，佛就是自然自在的自身全体，任运为任身心自运。（２３）。在与市民性的结合下，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峰。
自宋承唐 五代后，一批儒家卫道者不满本国哲学居于次席地位，大张旗鼓的发动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追求"道学问，尊德性"尤以"道学问"为"尊德性"前的第一要务。推崇"智识主义"，又以程颐，朱熹为甚。突出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重要性，深埋了个人的本性，欲望等。市民的自觉性，在宋代被无情的打压下去，"反智识主义"的禅学虽仍存在，但已下降为文人士大夫闲时斗机锋的乐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