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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8)

2016-04-04 01:02

　　但是，在評價耶穌會士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功過時，最重要的一點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這一點，要想得到正確公允的評價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經指出，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從古希臘到今天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學方法為基礎的《崇禎曆書》（《西洋新法曆書》）是中國天文學從傳統向現代演變，走上世界天文學共同軌道的轉捩點。而這部「西方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耶穌會士在清朝欽天監二百年的工作，無疑為這一演變作出了貢獻──這一演變如今早已經完成。

　　明乎此，就不難看清，要正確評價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功過，不能一味糾纏於中國學者接受哥白尼學說之遲早，卻不對天文學發展的歷史進行考察和理解。因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之遲早（況且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一體系遠非宇宙的真實情況，只是人類探索宇宙的漫長階梯中的一級而已），而在於認識到，耶穌會士將西方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紹給了中國學者，而且這種方法和精神與現代天文學是共同的。無論是用第谷體系還是用哥白尼體系──哪怕就是用托勒密的地心體系，甚至利瑪竇《乾坤體義》中的水晶球體系，都能產生同樣的效果！



　　故本文的結論是：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在客觀上完全是有功無過。他們的功績在於，使中國在十七世紀初即得以了解最終成長為現代天文學的西方天文學，並促進了中國傳統天學向現代天文學的演變，開始使中國走入世界天文學的共同軌道。



註釋
1 關於此一結論之詳細論證，請參閱以下兩書：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江曉原：《天學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學傳來後的一場鬥爭〉，《歷史研究》，1980-2。
3；29　何兆武、何高濟：〈中譯本序言〉，載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0；21。
4 何兆武：〈略論徐光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學研究》，1983-7。
5 Nicolaus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trans. Edward Rosen (New York: Dover, 1959).
6 布拉德萊（James Bradley）發現了恆星的周年光行差，作為地球繞日公轉的證據，和恆星周年視差同樣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這種模式先前曾在蘇聯的一些讀物中流行，後來在50年代被中國的普及讀物廣泛採用，而一個人少年時代所接受的觀念，往往會根深柢固地留在頭腦中，結果許多當代作者就依舊重複著上述模式。
8 該圖的手稿影印件可見Noel M. Swerdlow, Ott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4), 572。
9；10；11；13　Arthur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New York: Dover, 1961), 89; 121; 123; 128.
12 關於「水晶球」體系，請見江曉原：〈天文學史上的水晶球體系〉，《天文學報》，28卷4期（1987）。
14 John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90), 334.
15 請見江曉原：〈第谷（Tycho）天文體系的先進性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1卷1期（1989）。
16；19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頁641-43；665-66。
17 王錫闡：〈曆策〉，載阮元編：《疇人傳》，卷三十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438。
18 參見江曉原：〈王錫闡和他的《曉庵新法》〉，《中國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20；21　Pasquale M. d'Elia, Galileo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53; 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