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

天禧元年（1017），王旦薨于相位。寇准与王旦之间的恩恩怨怨，都随王旦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寇准以使相出掌外藩，地位已高于1般的执政。因此，其能否再度成为宰相，已不需要谁来特别推荐了，而是要取决于朝廷中政治角逐及其平衡的结果。而处于政治失意之中的寇准，虽然吟诗作文，声称习老庄隐林泉，但实际上1刻也没忘重返朝廷，再执政柄。他在判永兴军期间，正如自己在诗中所吟:“终年深隐养天机”，[85]1直在等待机会。

　　寇准在永兴军等待了整整4年，到天禧3年，终于机会来临了。这是1个人造的机会。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迎合热中此道的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

　　关于这次天书出笼的经纬，《长编》卷9103天禧3年3月乙酉条有明确记载 :

　　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廷，权任尤盛，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家厮养，性凶狡，遂赂其亲信得见，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怀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赖准旧望，欲实其事。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是月，准奏天书降乾佑山中。

　　寇准上奏天书始末，史籍颇有聚讼。《宋史·寇准传》载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颁，命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以前，我研究王旦时，对这条史料颇为怀疑。因为以王旦之为人及其处事作风，似不至如此行事。后来读到李焘对此事的辨误，其惑始解。其云:“刘攽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曙固要准，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3年3月。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86]由此可知，《宋史·寇准传》源自刘攽所撰，其时已将时间弄错，故将说真宗之事误植于王旦头上。据李焘推测，其人可能是王钦若。这种推测不无道理。王钦若在大中祥符之际，为天书的始作俑者。此人又与寇准不和，知寇准素不信天书之类的把戏，故意让寇准奏上，以此来羞辱寇准，让寇准难堪。

　　而对于寇准来说，则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拒绝奏天书，或许如刘攽所记，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想拒绝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重新获宠于真宗，与真宗达成新的统1战线，从而再次成为宰相，入主中书。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许有个别1两处这样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因而，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而这次又冒出1份天书来，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我想，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没有周围人的劝说，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

　　不过，“趋时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封泰山，祀汾阴，搞得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1降，“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89]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与真宗站到了同1立场，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1个举足重轻的筹码。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钦若恩遇浸衰”。[90]当此之时，寇准1上天书，果然奏效。10来天后，即被召赴阙。[91]这次寇准进京，可不是像他罢相1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而是将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6月份，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后脚任命寇准为相，前后相隔不到4天。

5

　　天禧3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3起3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1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远流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1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1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1起，形势异常复杂。此时搅进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悲剧便已注定。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其实，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已有谋士帮他进行了分析，作了劝告。史载:“寇准自永兴来朝，准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准不怿，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之也。”[92]这里，谋士为寇准设计了3种方案，上、中、下3策，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要求做地方官，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做个系铃解铃人，从道义上保全晚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结果，1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所以，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

　　政治家的能力与智商固有高低，其实对于政治家的前途来说这并不至关紧要。因为在政治家的周围总有许多谋士幕僚，只要不刚愎自用，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总可以弥补政治家本身在智力与能力上的不足，甚至可以挽回1些行为上的失误。前面说过，寇准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尤其不适合做政治领袖。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寇准的谋士就认为他不宜为相。不过那时是从寇准处理不好君臣关系的角度说的。这次谋士劝阻其入相，则完全是从回避朝廷矛盾，保全晚节而言。上次寇准未纳忠言，尚能称赞谋士有“深识远虑”。这次寇准不受忠告，居然怒气冲冲。其刚愎自用的程度，正应了以前真宗在罢寇准枢密使时所说：“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

　　不能说寇准是官迷心窍，利令智昏，应当说长期的政治生涯已将其人性扭曲变形，而本人则毫无意识。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发明了工具，到后来工具却改变了人，即所谓人性的异化。在寇准的思维中，直到生命的终点，只有这1条路可走，此外别无选择。当然，寇准的再度出山，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从积极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还有1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再夺相印。

　　与寇准拜相的同1天，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本来，对寇准来说，在朝廷最大的政敌应当是王钦若。当年他曾以孤注之说向真宗进谗，将寇准扳倒。后来两人势同水火，在朝廷你来我走，互相回避。以前，寇准罢枢密使，王钦若接任，本当1同拜谢真宗。但王钦若则提出各自分别拜谢，以避免见到寇准。 [ 93]这次在寇准拜相之前，王钦若已被打发走，远离朝廷，对寇准已构不成威胁。然而命运似乎偏偏与寇准作对，又给这个本来就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蹩脚政治家树立了新的对立面。当然，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路毕竟是寇准自己走的。

　　寇准作为政治家，却素无知人之明，观察人仅停留于直观表面，而自己对人的喜怒好恶，则每每形于颜色。丁谓其人，的确有才干。少时曾以文谒著名文人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2百年始有此作”。[94]入仕后曾出任3司使，作《景德会计录》，亦颇见理财之绩。也许是看重丁谓的才干，寇准当年与丁谓关系很好。在他的同年李沆为相时曾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而不为李沆所重用。《宋史》卷282《李沆传》载:“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古来向有相人之术，尤盛于魏晋之间。即由人的骨相、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运。这也许并非全然属无稽之谈，没有道理。正史野乘的记载，似乎也并不尽是载笔者的渲染夸张。对某个人，往往在没有充分观察某人的言行之前，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将来的作为与命运，而经后来所证实，居然每每若合符契。没有记载证明李沆精晓此术，但《宋史》却的确记载“钱若水有人伦鉴”，[95]1见王旦，就惊其有宰相器。后来，王旦果然在真宗朝为相达102年之久。可见无论魏晋，于宋亦流行此术。李沆与寇准1席话，看似轻松，实际上说得相当沉重。而当寇准与丁谓共政之时，丁谓已被公论冠以“5鬼”之1的恶名。此亦可见李沆当年之明察。而寇准后来为丁谓所迫害，更令人惊服李沆之先见。

　　寇准当年欣赏丁谓，与之关系不错，本可以在同1个执政集团中和衷共事。不过，寇准却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辈。以丁谓之言行处事，很快为寇准所看不惯。而以寇准的性格又不可能掩饰其不满。丁谓倒是在共事之初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史载:“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96]同样记载此事的《5朝名臣言行录》卷4《丞相莱国寇忠愍公》说寇准“恃正直而不虞佞巧”。寇准如此羞辱丁谓，确实会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像，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1件。仇恨由积累到爆发有1个过程。经过了1定过程，遇有适以爆发的机会，就会爆发，这是势所必然。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1场宫廷政变来临的。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3年，真宗患上中风，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政事多中宫所决”，[97]即政务在经过皇帝这道必要的程序时，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而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重新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史载:“真宗将立刘氏，莱公(寇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98]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做了件蠢事。“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结果，“重失皇后意”，[99]深深地得罪了刘氏。本来就有龃龉，现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旧恨，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1方。说寇准做蠢事，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从道德上说，寇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但政治斗争并不以道德人格论是非，而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处。

　　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尽管刘氏权势增大，但毕竟处于宫内，在发号施令上，则不如宰相有力。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宰相主政，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有尖锐对立。因此，当时中书内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在权力上足以敌过刘氏，至少可相抗衡。但暂时的平衡很被打破了。首相向敏中于天禧4年（1020）3月薨于相位。[100]向敏中当是寇准重要的同盟，寇准的再入相，因为并不是真宗1个人能完全做主的事，至少是得到过宰相向敏中的首肯，甚至是推荐。而向敏中的去世，则使政治天平开始倾向于寇准敌对势力1方。从寇准入相到罢相整整1年期间，朝廷执政大臣状况如下表（据《宋史·宰辅表》制作）:

人　名

中　书

枢密院

就任时期

备　注

向敏中

首　相

大中祥符5年～

　天禧4年3月卒

寇　准

宰　相

天禧3年6月～

　天禧4年6月罢

曹利用

枢密使

天禧2年6月～

　天禧3年102月前知枢密院事

李　迪

参知政事

天禧元年9月～

丁　谓

参知政事

天禧3年6月～

　天禧3年102月后为枢密使

任中正

同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9月～

　天禧3年102月后为枢密副使

周　起

同知枢密院事

天禧元年9月～

　天禧3年102月后为枢密副使

曹　玮

签书枢密院事

天禧4年正月～

　　对上表中的执政大臣，我们姑且以对寇准的态度为标准，略作分析。

　　向敏中，如上所述，当属拥寇派。

　　曹利用，早在“澶渊之盟”时，寇准就与其有过从。不过，对曹利用来说，那是并不愉快的过从。“澶渊之盟”时，曹利用作为和谈使者出使契丹军中，当时为宰相的寇准曾威胁曹利用，说如果应允岁币数超过310万就杀了他，吓得“利用股栗”。就是这个曹利用，10年后寇准再入朝廷任枢密使时，居然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与寇准共事。不过，寇准1直瞧不起这1介武夫。史载:“准为枢密使，曹利用副之。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辄曰:‘君1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 [ 101]所以说，曹利用对寇准积怨颇深，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将。

　　李迪，《宋宰辅编年录》卷3说：“李迪与准同在中书，事之甚谨。”而且，在当初真宗立刘氏为皇后时，同寇准1样是个反对派。史载:“初，上将立章献后，迪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深衔之。”[102]由于这个因素，李迪当可以列入寇准阵营。

　　丁谓，自不待言，是寇准反对派的主帅。

　　任中正，“素与丁谓善，谓且贬，左右莫敢言，中正独救谓，降太子宾客、知郓州”。[103]由于有这1层关系，任中正当属于寇准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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