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教育史纲要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也许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了。

　　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诗歌的产生，随之产生了诗歌教育；诗歌的繁荣，随之带来了诗歌教育的繁荣。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的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1、夏、商、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1起，难以分开。西周的学校，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极。国学即天子之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课的内容。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10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当时的诗歌教学必须体现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西周乐教开创了我国“温柔敦厚诗教”之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王权衰落，诸侯割据争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春秋时期，4言诗已经10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1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其中的1部分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第1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1种新文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中国有确切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人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1，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1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3百5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他要求学生“诵诗3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107》）。用现代白话理解，孔子所说的“兴”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因而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8》）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106》）。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墨子也说：儒者“诵诗3百，弦诗3百，歌诗3百，舞诗3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孟子·万章下》云：“1乡之善士斯友1乡之善士，1国之善士斯友1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1直是我国阅读学理论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1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10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

2、秦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统1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巩固统1的重大政策和措施。“颁挟书令”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禁私学”、“以吏为师”，这实际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1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汉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5经”之1（《乐经》早已亡佚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1，也是私学选学教材。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由于家学渊源，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103，能诵诗，受业长安。”由此可以看出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103能织素……106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成就。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它所收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乐府诗大多是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如《江南》、《陌上桑》、《105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从此，5言诗代替了4言诗，在长时间里成为诗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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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1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这些都对诗歌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2致。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1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诗经》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1。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诗歌教育进1步受到重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女诗人谢道韫的出现，至少说明她曾经接受过良好的诗歌教育。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1世，人们争相传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北朝的《敕勒歌》流传甚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其选文分3类：诗歌、辞赋、杂文，收录诗文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之1。

4、隋唐时期的诗歌教育

　　隋朝统1全国后，实行了各种巩固统1的措施，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但仅是昙花1现。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1座高峰。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隋唐时期封建文化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1步完备。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出现了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鼎盛局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唐都长安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文化，1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及5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1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已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4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5个专业。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5经定本》、孔颖达编纂《5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确定为“9经”之1。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进1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孟郊《教坊歌儿》写道：“10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610孤老人，能诗独临川。”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1个重要内容，并在1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的精神解放。当时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除诗歌选本外，老师也临时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上言：“(士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38载：“元微之（稹）《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教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1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末出现的蒙学用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从来也不大有人用来作启蒙教材。胡曾的百余首咏史诗，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特别通俗，全是7言绝句，容易背诵，因而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后来用它作为启蒙教材的越来越多。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写作训练成为当时诗歌教育的1项极其重要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其中，属对训练在唐代很受重视，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所以它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蔡云培曾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唐代许多诗人在10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句，如骆宾王7岁时写成《咏鹅》诗，王勃6岁作诗“词情英迈”，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6岁时写作《蔷薇诗》，薛涛78岁便能吟诗。王维107岁时就写出成名作《9月9日忆山东兄弟》。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写诗的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不行的。

5、宋元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5代10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宋王朝汲取了唐朝权臣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优渥文士，对外妥协退让。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士人皆以读书为第1要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始于此。两宋时期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宋王朝10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1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4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古文运动在唐末5代1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1统政权。大统1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思想文化的交流。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建立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蒙古族入主中原，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1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元代另1种饶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1部分。作为1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从内容上看，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多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学氛围所决定，作者的视野延伸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适应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词都别具特点。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可随意增加衬字，从1字到10数字不等；另1方面，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使散曲成为更自由轻灵的形式，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尖歌倩意”（芝庵《唱论》）构成了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特别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元诗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的价值。后人对元代文学有“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当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现象。所谓“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雅文学”，也深受社会变化、市俗意识的影响。

　　宋元时期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经文始终是最重要的内容，诗赋、策论也很受重视。《诗经》被确定为“103经”之1。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高峰。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10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宋代教育主要有3种类型：官学、私学、书院，历经“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实用。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1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所以，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10分普及。元代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宋元“小学”语文阅读教材可分为3类：散文类、诗歌类、工具类。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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