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上）(2)
2016-07-04 01:04
导读：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1]，这正是孔子之后七十
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1]，这正是孔子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由于丧失了这一中间环节，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长期惑乱纷纷。“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更要早些”。[2]郭店简是“史文阙轶”时期的，其重要性于是不言而喻。
孔子之孙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其学说是孔孟的中间环节，但早在宋代，其文已经亡佚，因此先秦文献提及的“子思之儒”、“稷下思孟学派”、思孟“五行学说”长期纠结在先秦学术思想研究之中无法得到很好解决。由于郭店儒简的时代与子思著述的时代大抵契和，并且其中《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篇又与子思有着明显的关联，于是众多学者对郭店儒简与子思的关系进行了堪称热烈的探讨，在此笔者不一一枚举，仅就其中重要者简述如下：
根据墓葬的年代以及竹简的内容，李学勤先生率先著文指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认为《缁衣》、《五行》、《鲁穆公》三篇属于《子思子》[3]，并且肯定《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与《子思子》也有一定关系。[4]
姜广辉先生通过以下四个参照：（1）《荀子·非十二子》、（2）《中庸》、（3）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4）子思的思想性格，推断郭店竹简的多数应属于《子思子》，他认为：《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前半部分、《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应为子思所作。[5]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周凤五先生对楚简的形制长短与经传的关系作了认真研究，他认为梯形简端是“子思学派”经典的主要特征，郭店简中这一类竹简，也即八篇被修整成繁复梯形的儒简汇编的很可能就是传自先秦、北宋以后逐渐散佚的《子思子》主体。[6]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如：李泽厚、陈来反对将郭店竹简多数归于《子思子》，认为应将它们看作是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7]但即使最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也承认，至少竹简中的《缁衣》、《五行》与子思有一定的关系。
不管郭店墓主是不是“东宫之师”，作为一个学者，他显然是按照他的某种标准辑录汇集了当时的各家著述。由于此墓多次被盗，部分竹简遗失，但从仅见的出土竹简，我们仍可基本判定墓主有意将竹简的形制长短作为一种基本的分类。两端削成梯形两端的是经典，两端不加修削只是平头的是非经典的重要文献，而长度似乎是用来传递经典的重要程度以及不同学派的微妙差别。譬如：郭店道简《老子》甲组上下两端同样修成了梯形，简长三十二·三厘米，梯形儒简《缁衣》、《五行》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与《老子》甲本相仿，而梯形简《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简长二六·四厘米，明显较短。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周凤五先生梯形简与《子思子》关系之论述的启发下，笔者深入阅读了这八篇梯形儒简，认为：简长二六·四厘米的两篇梯形儒简中《鲁穆公问子思》是子思一派的著述，这在学界多被承认，《穷达以时》也很有可能是子思一派的著述，与《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形一制，但更长的儒简《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六篇应该更为重要，它们是子思著述，其中《缁衣》是子思以辑录传注孔子言论为主的格言体文章，而《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五篇则是子思阐发和自己思想理念的论述性文章，并且这五篇论文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它们较为完整地构成了子思创始的“五行”学说完整体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8]正是因为先秦文献的这个特征，本文采用“著述”一词，子思著述包括了他亲手写定的篇章以及由其后学记录整理的子思“口传经典”。本文也将“子思著述”和“子思一派著述”加以区分，认为后者是子思之儒追述子思言论以及阐发子思观念的文章，尽管它也会是经典，可能是《子思子》的内容，但这种文章中容易杂入子思后学的思想与创造，我们可以用它来考察子思一派的思想，却不可将它当作“子思著述”。因此《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这一组梯形简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论述郭店儒简中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的六篇儒简与子思著述的关系，特别是论述其中五篇如何共同构建子思的“五行”学说体系，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因为文章的中心与子思的“五行”学说息息相关，所以这篇论文从另一个角度或者可以命名为《郭店儒简中子思“五行”思想体系考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