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哲学”：一种可能的阐释(2)
2016-07-15 01:04
导读：作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也有其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的深刻体认。青年马克思在中学作文中就曾提出“精神原则”与“肉体原则”的冲突问题：“我
作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也有其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的深刻体认。青年马克思在中学作文中就曾提出“精神原则”与“肉体原则”的冲突问题：“我们的一生”不过是“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16](P5)。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还提出“现有的东西”同“应有的东西”、“肉体本性”同“精神本性”之间的对立问题[16](P11)。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还提出了“经验的本性”和“永恒的本性”及其矛盾问题[16](P81)。所有这些，都奠定了马克思未来思想的“问题域”。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学哲学手稿》中，既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把人看作超越于自然界的存在，并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统一作为自己的理论旨归。在《〈经济学批判〉（1957-1958年草稿）》中，马克思明确写道：“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7](P491)
哲学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也有着深刻的把握。《易传》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所谓的“形”，不是指外在的自然世界，而是指我们的形躯。所谓形而上或形而下，是代表生命的动向。“往上升越的路就是‘道’的路，往下凝聚的路是‘器’的路，故一成道，一成器”[18](P4-5)。无论如何诠释，“道”与“器”的划界，显示了超验同经验的分野，它归根到底乃是人的自我意识外向投射的结果，从而在根本上折射着人的二重化结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里明确划分了“不可道”之“道”和“可道”之“道”。“非”作为否定词使两种视野或境界的互盲关系凸显无遗。《老子》还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9]《庄子》也说，“生人之累”，“死者无此”。[20]《老子》还区分了“有执”与“无执”、“有欲”与“无欲”、“有为”与“无为”。庄子则提出了“有待”与“无待”、“形”与“心”、“物”与“道”的问题。孟子区分了“大体”与“小体”。佛教哲学中有所谓“色”与“空”、“此岸”与“彼岸”的划界。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之辨”、“言意之辨”、“自然与名教之辨”，更进一步展开了先秦的哲学问题。宋明的“天理”与“人欲”之争，同样也表达了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所带来的本体论悖论。自先秦以来，“形”“神”关系问题就一直是
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人们自觉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二重化，并揭示出它的悖论性质，这只是问题的开始，而非问题的结束。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所显示的双重规定之间的关系怎样？它们对人的意义是否相同？若不同，其差别又何在？怎样理解“人性”才是恰当的？
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个层面之间不是一种“平分秋色”的折衷关系，而是一种有主有从的关系。问题在于在肉体和精神之间，何主何从？相对而言，精神层面对于肉体层面来说有优先性（逻辑在先意义上的）和至上性（终极决定意义上的）。因为只有精神层面才能标识出人的特质，给出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黑格尔说：“……但是作为人，我像拥有其他东西一样拥有我的生命和身体，只要有我的意志在其中就行。……我是活着而且具有有机的肉体这一点是以生命的概念和作为灵魂的精神的概念为依据的，……只有在我愿意要的时候，我才具有这四肢和生命，动物不能使自己成为残废，也不能自杀，只有人才能这样做。”[21](P55-56)只有人才能 作出超越生命本能和生命极限约束的选择和决定。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的精神存在对肉体存在及其生物学的优先地位和超越关系。布伯说：“人离‘它’无法存在，但谁若仅仅同‘它’生活，谁就不是人。”[22](P51)对人之本性而言，人的肉体依然属于“它”。布伯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人只有超越了“我—它”关系，才能使自己从肉体存在的羁绊中提升出来。马里坦也提出：“在人身上，只有在精神和自由的生活占了感官和情感的生活的优势的时候，才真正算是一个人。”[23](P41)这一点，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那里已经得到过典型的表达。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之后，他完全有被保释出狱或逃走的机会，但苏氏出于对的尊重和义务，没有逃避死亡，而是慷慨赴死，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人格。如果按照肉体原则和生物学本能的要求，逃亡是合情合理的。但若那样，苏格拉底就不再是苏格拉底了，而是把自己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这是为苏格拉底所不齿的。中国的先哲也有对于精神存在优先性的明确论述。例如，孔子就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4]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25]其实，在肉体尺度和精神尺度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无以显示人的境界的高下；只有在它们彼此冲突、非此即彼的情况下，才能凸显境界的分野。孟子不仅划分了人的存在的两个层面，而且对其作出比较和评价，赋予其“大”“小”、“贵”“贱”之分，指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25]孟子还分别考察了“义”与“利”、“王道”与“霸道”、“劳心者”与“劳力者”及其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孟子都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这一立场体现着精神对肉体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