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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文献中的“性”(1)

2016-07-27 01:01

内容提要：本文依托于新出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新出战国楚竹书，在比较研究中对先秦儒家文献《尚书》、《左传》、《国语》等要籍中的“性”字进行了文字学、哲学上的细密梳理。文章认为，新出先秦竹简中从生从目的“眚”字，很可能就是当时性情之“性”的本字。“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发展，是随着中国先秦时期各种人文思潮的涌动不断向前推进的。甲骨文、金文、《诗经》中由“生”而“性”的演变，已经奠定了先秦儒家文献中“性”范畴的基础。文章立足于文献本身，对《尚书》、《左传》、《国语》中“性”字的各种义项进行了多维度的甄别与研究，为全面深入地把握孔、孟、荀思想体系中的“性”范畴打开了思路。关键词：生；眚；性；降；性情思想

在目前有关中国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资料中，笔者还没有发现写有“性”字（从心从生）的原始材料。1993年出土郭店楚简中的“性”字写作：伲ā队锎浴ざ》第10简）、冢ā队锎浴と》第68简）、郏ā独献印繁第2简）、埽ā剁灰隆返5简）、荩ā冻芍闻之》第26简）、蕖ⅹ撸ā缎宰悦出》中的“性”虽然有细微的变化，但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造型），就是现代汉语中的“眚”字。《语丛》中的“性”写得较为写实，从生从目，上生下目，而在《老子》、《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中则较为飘逸。2001年11月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中的“性”字，也写作“眚”，但是，造型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唷ⅲā犊鬃邮论》第16、20、22简）、帷ⅹ猓ā缎郧槁邸分械摹靶浴保全部写成这个样子），这可能是书写手法的不同导致的（但也可能是“省”，见下文的诠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部出版物中，百姓的姓也写作“眚”。百姓的“姓”字，据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姓之本字谓生，故古通作生，其后因生以赐姓，遂为姓氏字耳。”《白虎通》又曰：“姓者，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故《管子·君臣上》载：“道者，诚人之姓，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戴望《管子校正》注曰：“姓，生也。”《国语·周语中》载：“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韦昭注曰：“姓，命也。”所以，姓与生、性，本来相通，都写作“眚”。另外，《說文解字》曰：“省，视也，从眉省从屮。”由于这个“省”字在甲骨文中写作“辍 从屮从目，会意字；睡虎地楚简中将这个字完全写成了从生从目、上生下目的“搿 ，与郭店简中的“眚”几乎一样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文中，如舀鼎，盂鼎等等铭文的“省”，可以通“生”。由此可见，在当时，省、眚、生、性、姓，都是相通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够绝对地断定这个“眚”字到底是形声字、会意字，还是假借字了。[①] 但是，笔者不能不提出一点疑虑，向专家们请教。从汉字之造字的表意体系角度，完全看不出这个从生从目的“眚”字有任何有关眼病的暗示。《说文解字》的“目病生翳也”的界定未必就完全囊括了先秦时期所有的义项。倒是“眚”（包括“省”字）之从生从目的上下结构，给人在理解“性”之本义上有深刻的启发。从生，表示生命，是不言自明的；从目，实际上也大有讲究。《孟子·离娄上》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所以古人一开始就把“目”当成了心灵的窗户。《礼记·郊特牲》曰：“目，气之清明者也。”《韩诗外传》曰：“目，心之符也。”《释名》曰：“目，默也，默而内识也。”都是在讲“目”与“心”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难道就是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中将“性”都写成了“眚”（省）字的原因？笔者推测，这个从生从目的“眚”字，很可能就是当时性情之“性”的本字，是后来儒家的教化势力加强之后，以从心从生的“性”字才代替了“眚”，而“眚”之本字却不好闲置，故挪作他用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没有进一步的材料作为佐证。不过笔者就此字的这一想法，向庞朴先生请教时，庞先生也说很有可能。庞先生写过一篇题为《郢燕书说》的文章，专门研究郭店楚简中的心旁文字，对我们研究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是很有价值的。[②]李天虹博士说：“郭店简里的性，并作眚，属于同音假借，本不足为奇。但郭店简从‘心’之字很多，而与心颇有关联的‘性’字却均用不是从‘心’的同音字来替代，似乎有点特殊。”[③] 但是，为什么特殊，李博士却没有深究。笔者也认为，这确实是特殊得很。但是，在一篇讨论“性情”的文章里面，通篇不用本字，却只是用假借字，就不是不足为奇，而是非常奇怪的事了。而且这种状况一直至少拖延到了整个先秦时代的终结。笔者认为，《性自命出》中的性，没有写成从心从生的“性”，而是写成了“眚”（先秦文献中的“情”字，时而写作“青”——，时而写作上青下心的“情”——遥，关键原因在于这两个哲学范畴中蕴藏着深厚的宗教性，它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赋性、天生之质。“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判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性”是一种内涵在人的生命之中的，只有通过心志物取才能表现出来的生命原体，因此，它不能与后天的心志教化之“心”，混同在一起。从心从生的“性”字，完全是后期的概念。傅斯年先生在其《性命古训辨证》中说，先秦时期《诗经》、《尚书》、《论语》、《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之言性，皆不脱生之本义。必确认此点，然后可论晚周之性说矣”，这是值得商榷的观点，但是，他说在字的形体上，先秦时期并没有从心从生的“性”，现在看来，十有八九是对的。[④] 可是，其原因并不是他所说的“不脱生之本义”，而是在于先秦时期的人们习以为常、日用而不知的“天命观”、天人观以及对人之性的独特理解。中国先秦时期的“天命观”，贯通天地神人，是儒家性情思想的灵魂，它不仅使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了超越的情怀，而且即便是凡俗的伦理生活中，也赋予了它以丰富、高远的内涵，这使得人们的生活避免了枯燥与繁琐、庸俗与无味，一下子就进入到了豁然开朗、空明澄澈的境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性情思想正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彻底把问题弄清楚，我们还得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遥远的甲骨文与金文的时代，从头开始说起。一、“性”范畴原始甲骨文中没有性字，只有“生”字。“生”字在甲骨文中作玻象草（常┐拥兀í矗┫律长出来之形，属会意字。本义为名词。引伸为正在生长。因此，甲骨文生与死相对而言，有活的意思：“勃怠保ㄉ鸡）（乙1052）“勃丁保ㄉ鹿）（粹951）。这是用象形、会意的办法来表示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卜辞中，生字有时加在表示月份的月或某月之上，以表示时间，如“生月”、“生八月”、“生十一月”等等，确切的意思目前尚未明了，但是表示将来时，则是肯定的。[⑤] 用生来表示时间，属于假借字。这足见甲骨文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生长是一个生命延续的过程，因此，生命在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这说明在甲骨文之后，从心从生的“性”字还没有出现之前，在“生”字的形体之下，人们可以随时地根据自己对生命、性情、欲望等的理解不同而赋予“生”以新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生”字就不能一成不变地全部诠释为生长之生、生命之生，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人类的认识水平是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是“性”，作为一个哲学上的范畴，不断丰富、并且最终出现的前提。殷周两季的金文中没有“性”字，也只有“生”字。其字形与甲骨文的“生”字一样，只是有时多一横，作“贰保ā端獭贰ⅰ镀胱又薪镈》等），但是，内涵有重大的扩展：“用求考命弥生。”（烷D）傅斯年先生以孙诒让之《古籀拾遗》、徐中舒之《金文古辞释例》为据，言此“弥生”为“祈求长生之词也”。深究当时中国文化祈求长生的历史背景，笔者以为，这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傅先生在叙述烷D的铭文时还说了一句“按，金文之‘弥厥生’即《诗·卷阿》三见之‘弥尔性’。” [⑥] 为了便于讨论，笔者现将《诗经·大雅·卷阿》全诗抄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