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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收支，管理，改革
在财政管理改革领域，不能孤立地看待政府收支分类、政府透明度建设、支出绩效评价等改革措施，而应将这三项改革综合起来考虑，这是深化财政管理改革,提高政府财政管理水平的基础性措施。?
一、政府收支分类、透明度建设和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关系
公共产品和服务分类是政府收支分类的基础；科学的政府收支分类是政府透明度的前提；较高的政府透明度、准确的收支分类，是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绩效考核的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绩效评价，是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关键。?
(一)公共产品和服务理论是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基础
表面上看，政府收支分类只是根据政府职能，对于公共供给过程进行的技术上、形式上的划分。但我们认为，政府收支分类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会计核算技术变革，它是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993年开始的、2003年确立的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国民账户体系(SNA)过渡改革过程的延续和深化。其内在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学上新旧价值理论的变迁(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直采用MPS，它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一种核算体系。1993年开始放弃MPS采用SNA核算体系，但同时保留MPS的一些核算口径和内容。2003年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完成了向SAN体系的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价值理论的根本转变，因为MPS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活动不创造价值，这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现实产生了极大背离。)，它标志着市场、政府角色已经找到了准确定位，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看来，在政府取得收入是为了满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需求，服务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即“以支定收”而不应当是“以收定支 ”，政府是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而不是因为取得公共收入目的才存在的。其基本理论逻辑是：(1)根据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由政府提供；(2)根据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范围、不同层级政府特点，确定各层级政府公共提供职责；(3)根据部门和公共职能分类，确定功能支出科目分类；(4)经由公共选择的过程确定不同类别的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供给程度；(5)将各个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状况向公众公布；(6)社会公众和民意机构根据各种不同类别公共服务履行情况，进行供给绩效评价。在这一逻辑过程中，起点是市场和政府分工，终点是公共供给绩效评价，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理论。?
(二)政府收支分类是政府透明度的基础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重要性没有被整个社会，甚至财政理论和实务界充分认识，其应有作用被极大低估。从根本上看，政府收支分类将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划分为不同类别，确定不同的财政供给数量，是提高政府透明度的基础技术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透明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如同美国国内收入署格言所表述的那样，“如果你能够追踪金钱的流动，你就会找到真相”，政府收支是政府公共服务最准确、最客观的描述。柯彼茨 (Kopits)和克雷格(Craig)给出了关于政府透明度的定义是：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政府职能、财政政策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可靠的、详细的、及时的、容易理解且可以比较的，便于选民和市场准确估计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和收益(Kopits，G. & J. Craig，“?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IMF Occasional?Paper，158，(1998)。)。而柯彼茨和克雷格认为政府透明度应该包括“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三个方面，其中会计透明度[HJ4.2mm]是核心。通过政府透明度建设，公开政府公共服务信息，明确国民负担义务与享受权利的交换关系，将还原政府接受国民委托的“代理人”面目；另外，也将使一些典型的“应景政策”难以维系(鶴光太郎，“政府の透明性(パート1)——国の「かたち」を変革する突破口，[J]，経済産業研究所，?Economics Review? No. 13，2004年。)。这种政府透明度在我国所作的主要指政务公开，在21世纪初，为履行入世的关于政府透明度承诺，同时推进政府民主建设，我国开展了政务公开。即对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职责权限、办事依据、程序与时限、办事结果、重大决策和责任追究情况，应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政务公开栏、新闻媒体、网络等形式进行公开。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实践中这种政务公开缺乏一定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公共收支公开具有一定难度。?
(三)政府收支分类、透明度是绩效评价的前提
赫西曼(Albert Hirshman)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生产活动创造出的剩余增多，使各类组织具备了低效运行的可能性，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他提出通过“退出”和“话语权”机制对组织机构的绩效衰退进行制约(Albert Hirs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 to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但是他认为“退出”属经济范畴，主要凭借市场来发挥作用，主要适用于市场组织；“话语权”属政治范畴，主要依靠公共选择发挥作用，主要适用于公共组织。?
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讲，公共服务中，居民“退出”选择权是存在的：对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满可以移居海外；对地方政府不满可以迁往外地，这也正是公共服务的泰伯特模型所论述的情形。但由于子女教育、本人工作、生活习惯等因素限制，这种迁移的成本很高，因此人民唯一的治理机制就是“话语权”。要依靠“话语权”对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形成压力，就必须着眼于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全面了解和准确评估。这就要求政府对国民进行政务、财政收支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使居民在全面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绩效进行评价、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