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所得税制改革概况与分析(2)
2017-02-03 01:07
导读：（四） 法国 法国2000年8月23日宣布了3年内（至2003年）减税1200亿法郎的方案，并经立法列入了2001年财政法案。其主要内容有： 1.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3
（四） 法国 法国2000年8月23日宣布了3年内（至2003年）减税1200亿法郎的方案，并经立法列入了2001年财政法案。其主要内容有： 1.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33.33%的基本税率不变，但对此税基征收的社会税和附加税有所变动，后者至2003年全部废止。由个人控制股权达75%的公司，流转额低于5000万法郎的，其第一个25万法郎的利润在2001年适用25%的税率，在2002年降为15%. 2.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其中前4档降幅较大，后两档降幅较小。最高税率将由2000年的53.25%降至2001年的52.75%. 3.减免最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税。并将此税的起征点提高到最低工资的1.3倍。
（五）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自2000年7月1日起，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6%降至34%，2001年7月1日再降至30%；减征资本利得税，个人持有1年以上的资产，其利得税减半征收。 此外，欧盟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也都宣布了新的减税措施。如比利时计划在2002～2006年间减税，减税额相当于GDP的1.3%；芬兰在2000～2001年间减税，减税额相当于GDP的1%以上；意大利在2001～2002年间减税，减税额相当于GDP的1.5%. 总之，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推行了较大规模的所得税减税计划，新一轮的减税浪潮又开始启动。
二、西方发达国家所得税制改革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以所得税制为主的税制改革，税制改革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且有进一步深入的趋势。此次改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步调之一致，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一）经济形势变化，致使政府所依据的经济及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自30年代后被大部分西方国家采纳。按凯恩斯学派（凯恩斯及其后继者）的理论，经济衰退、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但私人部门由于悲观预期难以启动有效需求，所以，扩大有效需求的重任落到政府身上。为了扩大有效需求，政府可用增加政府支出、扩张财政赤字、增发货币等手段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几十年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一套能对经济实施全面干预的税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高累进、多优惠。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滞胀”时期，失业率和通胀率剧增，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降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05%，法国为2.3%，联邦德国为1.65%，英国为1.15%，日本为3.7%，意大利为1.8%，这比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低得多①。 面对这种情形，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已显得力不从心，而各种反凯恩斯学派的非主流学派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新经济自由主义乘机而起。这些学派的经济理论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旧税制造成纳税人横向不公平，而高度累进的税率造成人们的重税感，挫伤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降低了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的刺激力，致使经济缺乏活力，效率日见低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的税收理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与西方国家税制的消极作用——税收额外负担息息相关的有两个：一是相对于税后工资的劳动供给弹性，二是相对于税后收益率的储蓄弹性。随着对效率测算手段的提高，对现实中弹性符号及大小的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结论也在不断地被修正。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代研究”没有发现所得税对劳动的显著影响；稍后“第二代研究”的结果认为家庭中主要收入赚取者之劳动供给对税收反应不敏感，而非主要收入者则比较敏感；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表明，西方主要国家劳动供给的税后工资弹性为正。关于税后收益率储蓄弹性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表明储蓄弹性也是比较高的。研究结果的深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直接税尤其是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作用的质疑。 这一切构造出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税收制度，即税率合理、税基宽广、优惠极少的“中性”税制——美国人称之为“水平运动场”。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入主白宫，撒切尔上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法国除外）也大都由保守派执政。这些政府信奉并采纳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采取了减税、削减或控制社会福利支出、控制货币发行量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回升。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等为基调的税制改革了。 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取得了成效，到20世纪80年代末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回升，赤字大幅度缩减，有些国家还出现了盈余，如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但好景不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又进入低迷阶段，这使得信奉实用主义的各国政府再度怀疑自己的政策。特别是亚洲危机后，经济萧条的阴云密布全球，更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去检讨自己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减税刺激经济，从而增加供给、扩大税基仍是主旋律，但各国又开始注重重新启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1998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一篇题为《干预经济学》的文章，公开支持重新启用干预经济理论。1999年7月英国《卫报》刊登了题为《从亚洲危机中获得的经验是重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著名文章，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肯定了国家干预理论。总之，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一直在增税与减税、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均衡点，表现在税制改革中，既有减税以促进需求与供给，又有给高收入者增税以保持社会公平，在有增有减的“双向”税收调节中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