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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级政府财政预算行为:一个案例研究(6)

2017-06-29 01:01
导读:县长和各部门领导两种说法的严重反差源于预算决策的极端不透明化。在其中一个县,县长介绍说,递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和各主管局长的是一个总体的预算


  县长和各部门领导两种说法的严重反差源于预算决策的极端不透明化。在其中一个县,县长介绍说,递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和各主管局长的是一个总体的预算,除此之外,县里还有一个详细的预算,它包含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具体预算是多少。只有3个人知道这个详细预算:县长自己,县财政局局长,县人大主席。

  县长认为,如果让大家都知道这个预算,“所有的人会来闹事。那将会带来很多麻烦。”

  的方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由于预算的不公开性使那些“靠边站”的官员们产生了很多怀疑。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难道你真的相信确实有一个详细的预算?或者谁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个详细的预算?

  一些部门领导认为公用经费预算没有得到执行的原因之一是县级政府的巨额赤字。预算法规定要求基层政府保持预算平衡;然而,所有的县级财政都出现赤字。按照一些部门官员的解释,谁也不知道预算过程的真正内幕,大家知道的是,为了与法律保持一致,政府先采用配额基数法制定一个公用经费预算,然后呈交一个收支平衡的预算方案给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之后,县政府将重新递交一个附件,在附件中提出赤字和调整预算的要求。客观地讲,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和批准过程不过走形式。

  在所调查的三个县里都有一个庞大的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县的人大代表由160人左右组成。在这几个县中,据说G 县人大会作用较为突出。在这一地区人大主席通常都是那些退居二线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原来县里的县长或党委书记,现在在这个职位上发挥余热。但G 县的人大主席是一个例外。他被授予这一职位之前只是一个副县长,因此很想在这个职位上继续有大的作为。特别应指出的是,G 县是上述县长访谈记录所涉及的县。可见,就是在这个以人大作用突出而出名的县也仅仅只有三个人知道政府预算的真正情况和细节。又同样按照这个县长的说法,通过人大代表会议批准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举手表决仪式。在这个地区,人大很大程度上仍然只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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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 县和G 县,这种预算决策集中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学校公用经费毫无发言权。在I 县,教育行政部门更是被边缘化,因为资金根本就不通过教育部门而是直接被分发到各个学区和学校。因此,通常他们也就根本不知道下发到学校的实际数额。

  当上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或省教育局要求关于教育财务的数据报告时,教育局只能是简单地去县财政局抄一份数据递交上去。

  这种预算的架构所带来结果就是教育部门事权与财权的分离。就教育的发展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这种分离是不允许的。这种做法同时也剥夺了行政部门对县领导和财政局的监督,致使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变成根本没有监督。

  根据对学校校长的访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得到拨款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为不失时机地与县财政局以及县政府官员取得联系的技巧与毅力;二为与关键人物的私人关系;三为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其中第二个因素至为重要,而县直属学校在这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由于县政府官员的子女多数进入这些学校就读,因而这些学校的教师和领导有更多的机会与这些政府领导建立私人关系,从而向他们寻求资助。很显然,从这种来自基层的人员的角度,相关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政府官员以及县财政负责人的个人判断与考虑。换句话说,在财政预算过程中的不透明性与暗箱操作特征使得财政预算与资金分配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个人说了算。

  事实上,这种安排方式也导致了这些部门在进行资金预算时,更倾向于优先满足自己机构的需求,而非其所服务的领域的需求。举例来说,2000年G 县教育局得到县财政局13万元用于公用经费的财政拨款,而这些拨款全部用于教育局内部。也就是说,各学校未能从教育局获得任何财政拨款以应付其公用经费开支。这一状况缘于财政局的资金预算与决策基于各单位的申报状况,而教育局的申报首先考虑自身的直接需求;而且其13万元的拨款甚至远远不能解决教育局自身的日常开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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