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5)
2017-08-09 05:03
导读：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
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投资障碍，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从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重要指标投资乘数来看，扩张性效果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不足。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投资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障碍，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而言，这一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严重不足。
既然目前的体制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财政政策→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之间产生西方描述的内在机理与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具有一般性的反周期调节性质。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主要不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所引起，而应该是外部因素制约市场机制效率发挥的结果。至此，关于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体制前提的不同提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成熟市场机制下一般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市场机制的短期非均衡问题，即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运行失衡。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而恢复均衡和经济自主增长。另一种是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原因导致的，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市场机制的运行不畅，是体制性制约使现有的消费倾向、消费水平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框架的要求。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阶段起到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作用，但无力消除这些体制性原因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制约。仅就“财政政策一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凯恩斯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是一种工具性使用。我国目前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从转轨的实践路径来看，“休克疗法”将转轨成本随同产权私有化过程一并抛向社会，试图将原来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市场化一次性解除。其巨大代价是改革一开始就会出现剧烈的经济社会动荡，由此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和债务危机较长时期难以消除。渐进改革虽然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但当期必须支付的价格改革补贴和延期支付的与产权改革等相关的成本，却继续由政府承担着。已有的实践表明，旧的“社会契约”事实上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Clearing），即使选择激进改革的国家，只要政府是负责任的，在解除“社会契约”的某些问题上也仍然不得不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来过渡，政府必然是解决这些债务的最终负债人。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其挑战性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20年前，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转轨成本的消化将形成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基本制约，而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支付方式无非两条：（1）一部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个人支出；（2）一部分转化为财政必须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比如原来体制下全民范围都享受到的之类的补贴，不论结构如何调整，一部分支出仍然要由财政来负担，一部分则转移给家庭迫使居民以增加储蓄、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前者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中不断增长的一个大项，后者与其他预期支出一起改变着居民的长期预期和消费倾向，总体上都将使市场机制的传导在消费环节发生障碍。
